通过对理论历史的综合研究，我找到了从康德到马克思所阐发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能够取得科学结果所立足的整合层面。我把韦伯(MaxWeber)、米德(Mead)、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及帕森斯当作经典理论家，亦即当作对我们还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理论家来加以讨论。和导言以及两卷里的中间考察一样，插入在各个章节中的附论所探讨的也都是整个理论体系内的问题。结论部分把理论历史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一方面用法治化对所提出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加以论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使命加以阐明。
这样一种研究就这么理直气壮地使用交往理性概念，现在遭到了怀疑，认为它会落入基要主义原理的圈套。但是，把形式实用主义原理和古典先验哲学混为一谈，这条路是错误的。读者对这一点如果觉得迷惑不清的话，我建议不妨先读一读本书的最后一节。2如果我们尚未找到理性在符号结构和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形式，哪怕是片段的和散乱的，那么，我们就无法搞清楚理解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 3
当代的历史主题是显而易见的。6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西方理性主义遗产再也不是无可非议的了。在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内在关系(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也许是联邦德国)，越来越要求在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付出额外代价；超级大国之间的不稳定关系虽然暂时有所缓和，但从未彻底根除；对于这一点，人们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从理论上对这些社会现象加以探讨，这样做实际上才是真正掌握了西方传统和西方精神的精髓。
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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