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科学家，当他把传统的非洲思维与科学的思维进行比较时，他或许就会感到非洲思维是贫乏的，有局限的。我认为，这种印象的产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人，我选择生活在一种仍然是强烈的传统式的非洲文化中，而不是生活在一种有西方科学化倾向的亚文化中。为什么呢？是的，可能有许多奇怪的、不祥的、难以理解的理由。但一个确切的理由是对遗失于眼皮之下的事物的再发现。日常生活与思想的强烈的诗性品质和对瞬间的鲜活享受—都已经被对动机纯粹性的寻求和对进步的信仰逐出了世故的西方生活。110
从“追求动机的纯洁性”一词当中还能看到世界概念与有效性之间的分离，而这是现代世界观的源头。霍顿在他的注解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这些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如果他们疯狂发展，以至于超越了它们的极限，那么，它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这样，他就从自我批判的角度强调了自己的普遍主义立场。西方文化的固有特征不是科学理性本身，而是科学理性的假设，它表明的是一种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的模式，助长了认知一工具理性不仅在与外在自然相处过程中独占鳌头，在世界观和日常交往实践中也占据着垄断地位。
我们或许可以把论证过程归纳如下:一方面，温奇的论据不够有力，不足以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一种语言世界观和文化生活方式当中都蕴藏着一种独特的合理性概念。另一方面，他的论证策略又很有力，足以证明现代世界观中表现出来的合理性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要求，并足以反对从非批判的角度认为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就在于对外在自然的认识和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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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