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首先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用来作为沟通过程的相关概念。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通过解释，交往共同体的成员把客观世界及其主体间共有的社会世界与个人以及(其他集体的)主观世界区分开来。世界概念以及相关的有效性要求构成了形式因素，交往行为者可以用它们把各种需要整合的语境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明确的生活世界协调起来。
生活世界里储存着前代人所作出的解释努力；任何一次的交往过程都存在着异议的风险，相对而言，生活世界则构成了保守的均衡力量。因为交往行为者只有通过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才能相互达成理解。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储存文化知识的世界观越是解中心化，就越是难以一开始就用一种可以批判解释的生活世界来满足交往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如果越是必须用参与者自身的解释活动，亦即一种由于具有合理动机，因而充满风险的共识来加以满足，我们也就越是希望行为能具有合理的取向。因此，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会表现为“规范共识”与“交往共识”的冲突。文化传统越是预先决定，哪些有效性要求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被某人接受或必定遭到某人反对，参与者本人也就越是没有机会对他在采取肯定或否定立场时所提供的充分理由加以阐明和检验。
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化解释系统，就会看得很清楚，神话世界观为何会表现为一种特殊情况，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由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世界都可以用神话世界观来加以解释，因此，单个成员就被卸下了解释的负担，当然同时也失去了达成批判共识的机会。只要皮亚杰所谓的世界观还以社会为中心(soziozentrisch)117,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有效的规范以及具有表达能力的主体之间就不会出现分化。语言的世界观成为一种世界秩序，而不是一种可以批判检验的解释系统，能够让我们一览无余。在这样一种主导系统里，行为根本无法触及批判领域，而在这个批判领域里，交往共识取决于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独立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
一、导论：对合理性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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