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女权主义的著作往往对女性的数字技术使用的多样性缺乏认识，这包括性别与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和地理位置的交叉关系。正如计算机技术的话语权通常由白人、中产阶级和男性用户掌握，一些赛博女权主义的著作几乎只将女性技术用户定位为位于富裕国家的白人中产阶级。对于弱势女性群体来说，具有生命力的、具身化的数字技术关系和使用，往往与生活在全球北方城市地区的特权女性有很大不同。那些弱势女性群体一般生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或因种族、民族或性取向而遭受歧视(Daniels，2009b)。这些理论假设没有认识到女性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她们在诸如芯片工厂和呼叫中心系统等数字工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hilip et al.，2012)。他们也未意识到在这些环境中，许多女性根本无法接入电脑和互联网（Daniels，2009b；Gajjala，2003)，并且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比女性更可能学会许多网站所需的英语(Bell，2006a)。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或生活在专制政权(repressive political regimes)下的女性，也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作为其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参与政治活动（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的构成部分(Daniels，2009b，Newsom and Lengel，2012)。即便女性生活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的文化中，她们也仍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例如，在2010年，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组织在突尼斯和埃及广泛使用在线网络技术，试图推动政治变革(Newsomand Lengel, 2012)。
数字技术使用的民族志
综上所述，许多关于数字技术使用的讨论倾向于假定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即居住在全球北方的特权公民。菲利普等人(Philip et al.，2012）使用“后殖民计算”(postcolonial computing)这一术语勾勒出一种批判性的观点，试图让人们发现自己对数字技术使用语境的文化、社会和地理的多样性缺乏认知。他们主张关注强调差异、强调差异如何跨越文化边界运转和表达的研究者可能产出多么丰硕的成果。这里的差异并不是固有的，而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设计师、制造商、规划师、他们塑造的数字客体及其不同使用者，一齐构成了一个集合的组成部分，这一集合随着不同参与者的进入和离开而不断转换和重构。女性、亚裔、欧洲人、人类等类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独立于技术而存在的，而是权力、政治、制度和技术复杂纠缠的产物。这与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赛博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类似，后者也强调了性别和技术的互构性。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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