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类学家率先强调了特定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互联网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数字人类学家能够产生丰富、高度情境化的数据（上一章中所说的“厚数据”），将数字技术融入日常生活并赋予这些工具意义。例如，贝尔(Bell，2006a，2006b)在四个南亚国家（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对50多个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她与这些家庭共度时光，观察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参与他们使用数字技术的相关活动，并进行采访、拍照和制作技术清单。她在购物区等关键的公共空间开展观察，并记录下与研究相关的重要物品和图标。最后，贝尔寻求关键领域专家的帮助，以帮助她实现数据的情境化，并提供可供选择的视角。
这项田野调查是在Web2.0技术出现之前进行的。如第三章所述，随着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网络的普及，媒体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民族志和民族志实践，并认识其多样性（Horst et al.，2012:87)。数字人类学家已经发展出民族志研究的新方法，他们试图从文化和社会维度细致研究人们使用在线技术的方式。例如，波斯蒂尔和平克（Postill and Pink，2012）在巴塞罗那观察了当地活动团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他们调查了脸书、推特、博客和YouTube上的小组所产生的社交媒体文本内容；他们也成为了网站成员，并采访了小组成员，参与了小组活动，研究了与小组活动和兴趣相关的在线新闻网站。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社交媒体的田野点或研究点分散在众多线上平台和线下地点中。他们对这些小组活动的了解，不仅来自小组在网上生产的内容，还来自他们与小组成员的面对面互动。
第六章 数字技术应用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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