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家庭互联网使用的研究，利用了对澳大利亚和德国同居伴侣的访谈数据，发现男性更倾向于经常上网并选择娱乐内容，例如玩网络游戏，或者以此为借口摆脱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相比之下，接受采访的女性，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女性，则认为上网是她们的一份家务，例如使用互联网购买杂货、衣服或支付生活费用，又或者与家人保持联系。因此，她们倾向于将互联网视为在家庭管理责任中具有实际价值的另一台家用设备（Ahrens，2013)。
一些女性可能会发现，自己使用数字技术是因为工作需求所迫，或者是为了维持家庭关系，或者两者兼有。一项对在国外工作的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的数字媒体使用情况的研究表明，尽管她们最初不愿意使用这些技术，但为了能与留在菲律宾的孩子保持联系，她们被迫使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推动女性实现了自身与他人对她们与子女保持联系的重要期望，尤其是她们处于异国而与子女分离时。因此，她们对数字媒体和设备的使用，利用了与“好母亲”相关的传统女性气质概念(Madianou and Miller，2012)。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与上文提到的澳大利亚女性和德国女性相似，数字技术是维护家庭关系、进行家庭照顾和开展家庭任务的必需工具，这源自一种母亲身份和家庭责任的规范。这种数字技术使用方式，可以被定义为情绪劳动（affective labour)，它是一种更广泛的、无偿的产消合一劳动形式，而互联网巨头和数据经纪人正依靠这种产消合一牟取暴利(Jarrett，2014)。对于菲律宾女性家政工人来说，她们对数字媒体的使用，能使她们同时从事有偿劳动和作为母亲在情感上的无偿付出。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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