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德和克劳福德(boyd and Crawford，2012）在分析数字数据访问差异中固有的权力关系时，区分了“大数据富有”(big data rich)和“大数据贫穷”(big data poor)。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2013：34—35）进一步预测了他所说的“两种不同的信息文化”相共存的情景：一种是基于传统信息来源，如个人或他人的经验、新闻媒体和博客，另一种则源于由计算机分析、理解的大数据。他认为，新兴信息文化构建了新型社会、经济和政治劣势。那些拥有较强文化和经济资本的企业能够让大数据为自己服务，而其他主体则无法从大数据中获益。这表明，通常而言，人们对新兴数字知识经济的贡献度、发展正当性及获益性仍然很有限。虽然一些言论表明产消合一平台有助于创造“新型信息的守门人和数据解释者”(Ruppert andSavage，2011：87)(即数字化赋权的公众成员)，但是作为理念型的数字参与公民，仍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且往往是持续的权力和知识的等级制度来构建的。
一些开放数字数据运动的倡导者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鼓励人们对大数据现象本身发展出一种批判性方法：“批判性公民科学”(critical citizen science)。它超越了公民科学家作为物联网传感器节点的概念（McQuillan，2013）。正如麦奎兰（McQuillan，2012）所言，批判性公民科学涉及人们“检查和质疑在大数据机器中呈现他们世界的事物，以及代表他们偏好的未来进行干预的能力”。他断言，一旦人们开始接触数字数据，他们就会意识到它的“顽固性和物质阻力”(McQuillan，2012)。他们将看到，数字数据在用于支撑数据的假设和判断时，往往因政治目的而带有模糊性和不精确性(数据的“肮脏性”)，以及这些信息形式和“真理”并不如它们往往呈现的那样客观中立与完美。他们将能够思考哪种数据最适用于自身目标。麦奎兰（McQuillan，2012）给出了反制图集体（CounterCartographies Collective)的例子，该团体试图以数据生成者和存档者意想不到的目的来“戏弄”这些大型数字数据集。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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