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评论者挑战了让公民学习收集和运转数字数据或学习计算机编程的理想化假设。有人断言，这些设想可以被解释为鼓励公民在新自由主义政治背景下承担责任，要求他们参与编码、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以实现政治目的（Bates，2012）或服务商业利益(Williamson，2013a)。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往往倾向于忽视了可能会激发公民想去解决的数据混乱、不准确、片面性和不完整性的事实(Davies and Bawa，2012)，以及收集数据、编码和数据分析实践本身的困难程度。即使是专业的编程人员，也很难与最新的编程语言、代码包和操作系统保持一致，并且基本上不知道其编程工作的社会和经济后果（Williamson，2013a）。
此外，发布数据集以使其本身“开放”并不是一种解放行动，也不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行动。数据开放的条件、数据质量以及数据用途，都构造了“开放”过程的运作和解释方式。贝茨（Bates，2012）对英国开放政府数据倡议（Open Government Data initiative)的分析发现，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试图影响发布的数据，并将此过程服务于商业利益，而非用于进步的社会政策。因此，开放数据倡议是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试图访问数据的社群有时会为了精英团体的利益而不断地选择和利用这些数据。“发布数据”项目的背后要比台面上承认的内容复杂得多，而且存在政治争议。
有些人担心，面对数据和其他形式的信息累积，人们正面临着“信息过剩”或数据过载(data overload)。在 Web 2.0 时代，观点表达和公民新闻活动成为时代组成部分，有无数种呈现事件和建构现实观点的途径。数字媒体用户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筛选这些观点和陈述，并理解它们。有人认为，现在个体接触了大量的数据形式，以至于人们难以评估数据的重要性、价值和准确性。这对那些从大数据中寻求商业价值的创业者和普通市民一视同仁。然而，那些在公司档案库存有数据的群体有权访问这些数据，并有权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在数据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其意义(Andrejevic，2013)。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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