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还对数字行动主义的理论假设和意识形态开展了进一步批评，主要对其倡导者认为数字行动主义具有持久的生产力和积极性展开批评。几乎没有人质疑这些假设所包含的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修辞。与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相比，社交媒体展示出了生命力和进步性，数字行动主义的言论也主要包括对无政府主义和扁平化组织的偏好，以及对等级制度的厌恶(Kavada，2014)。在这里，数字乌托邦主义（digital utopian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的话语论调与人类奋进的其他领域里一样明显。数字行动主义的倡导者倾向于将传统媒体视为过时的、在组织政治活动时效率低下，甚至将其视为“死亡的”和腐烂的；同时，他们将新兴数字媒体定位为进步的和革命性的(Natale and Ballatore，2014)。实际上，有人断言，大众媒体和数字行动主义的特定学术话语，都倾向于将这种行动主义浪漫化(Markham，2014；Natale andBallatore，2014)。福克斯(Fuchs，2014a）提出，如若不使用数字技术，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等事件是否会发生。他认为，这些活动仍然会爆发，只不过会换用不同形式的媒体和活动组织。
批判者还指出，产消合一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尽管其中一些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有一些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部分行为与单纯分享或点赞他人的社交媒体内容截然不同，这些行为包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鼓动政治变革的详细内容，积极利用数字媒体网络合作开展政治活动，鼓励成员加入政治团体。在日益商业化的产消合一环境中，部分形式的数字参与是革命性的，并对当前权力模式构成挑战，而其他形式的数字参与则构成了决定性和强有力的机构及其权力支撑。这些机构包括经济实力雄厚的公司，如谷歌、苹果和亚马逊（Fuchs，2011，2014b；Jenkins，2014)。正如詹金斯(Jenkins，2014：10）所说，Web2.0商业模式寻求“捕捉、商品化和控制公众对有意义参与的渴望”。一些为传播抵抗政治思想或为更加支持边缘群体而建立的网站已经逐渐商业化（Lupton，2014a；Soriano，2014)。
第七章 数字政治及公民数字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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