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和鲍曼(Lyon and Bauman，2013)在《流动的监视》(LiquidSurveillance)一书中，大篇幅提到了数字数据作为监视系统的一部分传播的诸种方式。这本书以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Modernity)等著作和里昂关于监视社会的著作为基础，强调晚期现代性产生的新兴技术与新经验已使监视变得不受控制且无处不在。流动的监视是监控和测量人类与非人类的典范。新兴监视技术（其中许多是数字的）的移动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类越来越难以知道他们何时被监控。因此，监视“渗透并扩散到许多曾经只有边缘统治的生活领域”(Lyon and Bauman，2013：3)。
数字技术加强或生产了新型监视形式。我在本章前面提到了术语“监视集合”，它可以用来描述使用数字数据来创建“数据分身”(data doubles) 的方式(Haggerty and Ericson，2000)。监视集合是通过生产和聚合各种形式的数字数据来构建的，从而能产生一种新型集合。随着更多数据的生产，这种集合会不断变化。身体和身份认同被碎片化为独立组成的数字数据，并在重新构建的进程中被重新集合。随后，这一集合成为各种干预形式的目标：加强安全措施、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付、医学治疗、教育干预等等。曾经不受常规监视的群体，如今成了数字监控中流动监视技术的目标（Haggertyand Ericson, 2000)。
福柯的著作对监视理论影响深远，包括那些涉及数字设备的著作。他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生物权力（biopower）思想，专门描述了对包括个体与居群在内的监视和排斥形式。福柯关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通过特定政治理性来管理人口的著作，也被学者用于分析管理中的种种监视形式。全景监视（panopticsurveillance）（Brignall，2002；Elmer，2003）这一重要概念借鉴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95)中使用的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隐喻。全景监视是非强制性的规训权力的一项特征，它涉及少数人监视多数人。全景敞视监狱是一个典型的囚室，在囚室中，由少量守卫从中心瞭望塔监视大量的被囚禁者。这种监视观念在于被囚禁者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这使他们学会了自我规训，将守卫的监督性凝视内化。闭路电视摄像头作为一种安全措施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操作员是否正在监视摄像头产生的图像，或者它们是否已实际打开。因此，我们可能会相应地纠正行为。
数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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