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研究“赛博”(cyber）的时代。在这个赛博时代，人们经常提到的不仅仅是赛博格(cyborg)，还有赛博空间(cyberspace)、赛博女权主义(cyberfeminism)、赛博文化、赛博犯罪、赛博种族主义、后殖民时代的赛博格、赛博朋克、赛博酷儿、赛博霸凌等。赛博空间被描绘成一个虚拟的、非物理的网络，其中的用户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互动。一开始，这个词倾向于隐喻一种离身的经验，指的是一个人的数字化身(digital avatar）穿越到另一个与物质世界完全分离和迥异的世界。“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一词也意味着一种不同于物质现实的体验，它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世界。
尽管在20世纪末，一切“赛博”的事物在文化中广为流传，但很明显，这些术语及相伴的理论穿透力已经失去了活力，现在“几乎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Bell，2007：2)。如今，提及赛博空间似乎是不合时宜的、过时的而笨拙的，此概念与科幻联系过于紧密，未能认识到计算机技术的普遍性和理所当然。“后人类”(posthuman)和“超人类”（transhuman）这两个词也在早期的技术文化著作中流传，并持续在有关人类与技术之相遇的文献中使用。然而，这些术语未能认识到新兴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例行结合。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做一名人类，就意味着要经常使用数字技术。更当代的术语侧重于技术的技术性特征或能力，而不是试图将这些技术定位为以某种方式提供了一个脱离“真实”经验的替代世界(Paasonen，2009)。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完全抛弃赛博理论。事实上，我要断言，鉴于新兴技术已经如此无缝地融入和驯化到日常生活中，重新审视赛博格理论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和可能性。
第二章 数字社会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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