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当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研究者进行研究时，他们正在进入人类、方法论研究装置和数据的集合，它们会随着研究条件的变化而转换。这些研究集合反过来产生研究对象集合。这些不同的集合是相互构建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研究集合、社会研究者集合和研究对象集合。
关于使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数据的研究，社会（和其他）研究者如何运用各种技术来识别、格式化和分析数字数据客体的问题变得非常有趣。当应用于数字社会学研究时，这场争论的焦点不仅仅局限在“如何做研究”上，还非常注重在网络上的知识和信息生成的本质(Rogers，2013)。当可用的数字数据分析工具已经形成分析格式和类别时，这些格式和类别本身可能成为研究主体(Marresand Weltevrede, 2013; Postill and Pink, 2012; Rogers, 2013).正如软件研究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构建数字客体运行方式的软件本身有其政治性(Fuller，2008；Kitchin and Dodge，2011；Manovich，2013a)。这些客体（包括数字硬件和软件）并不总是可预测、可管理或有序的。它们对哪些数据可收集、哪些数据很重要以及哪些数据可存储与分析，具有建构和形塑作用。
因此，搜索引擎拥有罗杰斯（Rogers，2013：19)所说的“算法权威”(algorithmic authority)，并充当“社会认识论机器”：它们对那些被认为是重要和相关的资源施加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来自搜索引擎查询的结果不仅被视为“信息”，还被视为表明权力关系的社会数据。这些调查可以揭示主题、事件、组织和个人档案如何在众多公共辩论和议题框架中取得突出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是如何构建和维持的。
第三章 数字时代研究的再概念化
49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