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化方法
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发展关于方法的文献，这些文献考察了社会研究方法本身如何成为被社会构建的客体。这种路径跳出了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二元分割，形成了理论化方法(theorising methods)。它不仅包括质询所采用的研究实践或方法，还包括将社会学技艺的一部分视为行动者，它们能塑造社会学家开展研究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研究方法既在生产社会世界，又被社会世界构建：它们既是物质的，也是社会的(Lawand Ruppert, 2013; Lury and Wakeford, 2012b)。
本书中的术语“方法论装置”(methodological devices)，指的是结合在一起以构成社会研究方式的物质对象和非物质观念。这里的“装置”(devices)概念不应与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设备”(digital devices)概念相混淆，后者即台式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MP3播放器、可穿戴电脑等电脑硬件。在本书中，“装置”更多地指向方法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并是互构的(Law and Ruppert, 2013; Lury and Wakeford, 2012a; Ruppert etal.，2013)。方法论装置和其他装置一样，可以“研究事物”(Lawand Ruppert，2013：229)。这些社会学家强调，社会研究方法本身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还在不断“建构”和深刻影响着它们着手研究的现象：“它们拥有双重的社会生活：它们受到社会的形塑，反过来，它们也作为社会的运作者去运作社会。”(Law and Ruppert,2013：233，强调为原文所加)
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论装置可以被视为一个不断变化的集合，它包括物质产物、人类使用者、实践、观念和空间。这种装置不仅是能够开展研究的方法，还是要被分析的对象本身。因此，我们很难理清研究的客体、主体和技术之间的区别。方法论装置的审视重点并不仅仅是它们对于各种目的的适当性、准确性或道德性，而是它们的潜力、能力和局限性，它们如何构建试图研究和衡量的对象，以及它们该如何服务于政治目的。社会研究方法本身就是集合，同时又在构建其他类型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生活”(Savage，2013)，甚至是历史和传记。
数字社会学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