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社会学家认为，“上述时间并不稀缺。我们经验到的时间稀缺只是各种过度的期望所造成的。各种经验和行动都需要时间，并因而最终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纳入一个既定的时间范围之中。因此，时间和期望结构必得有所限制。”①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疲于奔命的经理人这一“有闲阶级”（他们几乎应有尽有，却独缺时间）是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而自然产生的。简而言之，就是说：“我兢兢业业，以致心力交瘁并尽毁天伦之乐，然而，我要负担这个后果就要赚取更多。”②由此看来，正是所谓“机会成本”激起了人们对时间的饥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个人不工作的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时间是根据他以前工作时能得到的报酬来计算的，即以工作和报酬的存在为明确前提来进行考量。在应付“时间短缺”或“时间饥渴”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不同的管理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职场母亲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特殊，她们所依赖的时间既多样化又不均衡。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处于时间的压力之下，偏移的发生在组织机构中是一个长期过程，赞同纳入计划和限定的内容，也就是选择了最终按照所确立的时间优先级来安排实际的工序和进行价值评判。时间的压力有利于“将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纳入体制化的轨道”。这意味着，在获取价值观念的方式既高度复杂又高度多元的社会体制内，把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比如说不同的生活观念、卫生保健观念、娱乐的观念、和睦的观念、文化的观念、自由和养老的观念等分割成一个时间上的序列是非常有益的。这会使它们失去生存斗争所具有的尖锐对抗性。如此一来，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决定当下的优先顺序；未予优先权的其他价值观念的信奉者并没有被否定，只不过，他们尚需等待。同时，可以通过信托和规程来节省时间，此外，也可以通过人为地设置限期，将受阻的任务上升到紧迫而又局促的防护带。①无论是在设有任期的组织中工作的管理者，还是有望为其他人设置限期的管理者，都相应地试图解决时间的慢性缺乏。预约日志中的每一小时都由秘书或者助手来安排，他们的任务正是交涉或者说是交易他们老板的时间。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已达成的协议—与身份等级体制高度协调都只是暂时的。一旦新的优先顺序产生，这些约会就得被改变、推迟、重新安排。似乎时间总是竭力去摆脱要给它穿上的紧身衣。②
聖五章 湯望这样的麟戲
① Nildas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und die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 Vevzvaltung, vol, I (1968), p. 13;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 in: Soziologische Aufklărung, vol. 2,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3; Vertrauen: Ein Meehanismus zu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āt, 2 edn, Stuttgart: F. Enke, 1973; “Temporalisierung und Komplexităt: Zur Semantik neuzeiflicher Zeitbegriffe", in: Gesellseha ftssrruktur und Semantik, vol. I,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② T. C. ScheUing, “Foreword", in: Time in Economic Lif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 (1973), p. 627; Staffan Burenstam Linder, The Hu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Jacob Mincer, “Market Prices,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come Effects", in: Carl F. Christ et al. (eds), Measurement in Econom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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