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等级越高，这种约束就越具有暂时性，因为，只有下属的时间能提前得到严格的决定和指派。管理者自身遭受慢性的时间匮乏之苦，还不断试图做更多的事情。他们运用了各种伎俩：集中强化，同时分权处理；使用更迅捷的通信工具，并为赢得时间而同时兼顾更多工作。然而，即便他们日夜操劳，时间也终归是有限的。无论他们把时间安排得多好，有待去做的事情之众，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之多，远远超出了见容于他们时间的数量。
克里斯蒂安·米勒一威茨曼（Christiane Müller-Wichmann） 已经以激愤的语气申明，要想不丧失对于“不平等的时间门槛”的洞察，我们就完全离不开处置残余时间的可能性问题。对于管理者以及其他一些人来说：
他们属于特权人群，尽管负有时间数量上的重担，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总有能力建构他们自己的时间。因为，他们可以说是既能使时间加速，也能最先用毫无意义的闲散时间创造出自由的时间来，这些闲散时间首先由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女性还不具备的可能性得到呈现，女性时间的组织要么规定严格，要么极端零碎，以致可用的闲散时间不能会聚成有意义的自由时间。①
时楼：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Luhmann, “Die Knappheit der Zeit".
② Michael Young, 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8,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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