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乌托邦时间力图从文化角度有所创新。它回到生物学的、文化的传统，这种在机器时代受到压制的传统得到了科学的重新认证，它试图以最佳的方式把保存与变异、变化与持续结合起来。它有自己的一套名词称谓的空间，并且像其他乌托邦时间一样，以个体的日常经验为出发点。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伟大的人性信条的开场白就是如此。但是，各种机构长期建立起来的时间体系是如何由特定的旨趣来决定的呢？它们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它们的产生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个体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用聪明的统计学方法引证足够多的计划的“自发性”例子吗？计划的自发性是已经暗含在这个系统的设计之中还是出于可能给人以假象的“无常”呢？通过安装某种机会发生器，一个人更可能会屈从于社会正义标准的压力而排队等候，或者，像美国机场面对旅客抱怨（抱怨等待行李的时间过长）时的做法——把飞机停在一个更远的位置，远到把旅客的行程时间延长到行李到达的时间，而这样也就缩短了他们的行李等待期。②专家们称之为情绪管理（awareness management)。专家们受托进行了为数众多的研究，研究的唯一目标是查明人们花费在等候上的时间如何才能变得更有趣、更“自然而然”，并且在经济上更妥善地得到利用。不仅在苏联，还有在美国，人们平均每天要花费30分钟排队等候，一年下来，这个数字就达到了182小时：对于更深层次的产品和服务销售而言，这是一种迄今未予利用的潜能。
很容易看出，即使是这种文化创新的乌托邦时间的时间策略（这些结构巧妙的时间策略可能同有关人类生物节律、他们的社会偏好与所渴望的社会正义或社交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相一致)，也同样无法避免人为操纵（实际上也就是滥用）的危险。因此，第三把尖刀同样正深深地刺人我们社会的背脊。时间在竭力拔除这些尖刀吗？哪些人会是牺牲品，他们又会是谁的牺牲品呢？
时想: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Helmut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Rationalit ă tsgrenzen kollektiver Akteure am Beispiel der Arbeitszeitpolitik 1980—1985 , Frankfurt: Campus, 1988.
② Richard Larson, “Perspectives on Queue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Psychology of Queueing", Operations Research,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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