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东京是周二晚上，在纽约则是周二早上，而不是周三早上。也就是说，纽约比东京晚14个小时，而不是早10个小时。世界时间的标准化有着直接的技术效用和军事效用。与中世纪军队让随身携带的公鸡提供叫醒服务的流行做法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机器也需要时间协调，但其需要更为精确的时间协调。世界时间恰恰满足了这个条件，不同地方的时间秩序可以互相协调，时刻表可以制定—却没有交通网络的扩张和稠密化—这是难以想象的。
技术史学家已经详细描述了现代技术如何首次克服了空间和时间，电报、电话、收音机还有电影制片技术，就像先前出现的铁路一样，不仅有助于缩短地理距离，而且传递出其他社会屏障也能得以克服这样的认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族以及中产阶级世界的等级结构都开始摇摇欲坠。肆意穿越各种协定边界的可能性（它就存在于技术的中介能力中）明确例证了变化的潜力，或者说是例证了现存权力结构对于“水平化”技术的敏感性。电话没有获准进入维也纳的皇室，打字员受到冷遇，电灯专供街道照明和百姓日用，这一切都并非偶然，因为它们同样都威胁到了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细致入微的区别的等级体制，而这些细致的区别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也都是相互协同的。①显然，电话可以缩短等待期，而且，许多处理文件的行政业务很快会变得多余。对于民主的梦想而言，问题在于要缩小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差异，还有文化上的差异。电影制作技术本身被歌颂为民主的媒介，它使得从现在起把艺术和文化享受（实际上是简单的娱乐）带出专有的宫廷剧院、带出中产阶级的文化圈，并让所有人用不了几个钱都可以享受到这些娱乐成为可能。这个时期还没有对大众媒体将在怎样的规模上呈现饱和有所疑虑，并且，毫不夸张地说，电视机很快将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后，对于一个此时已把个体流动性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社会而言，从铁路到自行车再到机动车，运输手段已经打开了通往自由空间的大门。然而，事情不止于此。事后看来，不仅仅是地理和社会的空间被打开了，而且社会看来已经无法抵御时间和空间的迷醉。
对时间的迷醉主要源于人们能够直接感知到的速度提升，它是被技术所催迫，以技术为媒介的，然而，这种提升已经被吸收进了作为总体的社会生活之中，个体对其无所遁形。技术上的变化就会带来加速的社会变化。速度缩短了大量的社会距离，而习惯改变或大量社会距离缩短的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开始更少俯视其他人，恒定的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显然，技术并不总会带来其所承诺的自由（liberation），相反，它们能被明确地用于保持现存的不平等。
时载:理代与断理代经验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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