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速度的迷醉经过一个时间差之后从美国来到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从美国回来的欧洲人所写的游记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那里盛行的快节奏和对速度的狂热崇拜所迷醉的记述，欧洲人对它们的评论既带着敬佩之情，又夹杂着文化悲观主义的预感。相当多的新兴心理学的从业者在研究期间碰到了患有焦虑和焦虑性神经症的患者，他们无法应对时间上的需要。某种“文化忧郁症”（cultural hypochon-dria）爆发了，它对迷醉于速度的灾难性后果发出了预警，并且这个时期的许多病症都与之建立了因果联系。①然而，正是这种对速度的狂热崇拜在未来主义宣言②中得到了明确的赞扬。如未来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机器时代的动力学把能量转化成了达到最终的自我毁灭（战争）后果的速度。
迷醉于时间的另一种方式是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同时性。它假想出一种时间感，根据这种时间感，个体能够同时处于任何地方，并参与别处发生的任何事情。现在无处不在，而我们可以同各处的人们进行交流。我要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别处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其他地方、其他事件、其他人的信息的求知欲，还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长期的过度饱和的威胁。《诗意的同时性》（poésie simultanée）的作者们，譬如阿波里奈尔（Apollinaire）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那一代人所期望的同时性，那一代人还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面临普遍的时间匮乏，也还没有沉溺于为爱寻找时间的绝望努力中、或是挣扎在过分拥挤的预约日志中。即便是一个艺术先锋，倘若他能够轻松地把时空限制置之度外，并且支持的是西方的、个性化的意识，他也会首度大胆地赞美这种最基本的经验——私人存在的主观性是一种现实——其他许多人也同他们分享着这种经验。我们在这里要谈及的是同样屡遭主流社会秩序限制的资产阶级个体，通过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地方的其他个体建立联系的各种技术配备，他们突然之间在自我的主观经验中得到了确证。于是，所有私人经验的总数构成了一种在空间上允许的多样化现实。通过同时性的发现而断然地被破除的是时间的客体化和个人意识——被主观地经验到的存在的合法性。从那时起，存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被伏尔泰（Voltaire)①以及启蒙运动以降的其他思想家所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历史的“世界一时间”（world-time)；它分裂成各种主观存在都可理解的某种“共在”之物，这些主观存在因技术上的彼此连接而被客体化，并且建立了公共时间。有多少思考、感知、认识和交流着的个体，就有多少主观的时间。因此，资产阶级个体发觉他们自己的时间主体性违背了通过运输系统和商业联系而日益增长的国际一体化背景，这一点由艺术先锋极不情愿地再现了出来。这种时间的主体性可以解释成公共时间的组成部分，因为私人时间从那时已被承认是合法的，或者也可以解释成一种对于非个人执行的时间限制的初级抵抗形式，这些时间限制已经内化于技术和经济的组织形式中。尽管在假想的同时性中(同时性的客观存在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归功于它的技术上的化身），仍留有个人主体性的空间（作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已经能够（合法地）被设想为客观的时空现实的对立物了。
第一產 詞时性佩眾
① Kern,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② 菲利波·托马索·马利内特（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为未来主义文学艺术在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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