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令人们欢欣鼓舞的事物，除了其所带来的非凡后果以外，在今天已经变成平淡无奇的现实。多数的私人时间奋力挤进公众领域，并成为公共时间的一部分。从对于私人时间和主观地得到合法化的时间性存在的原初经验，到时间自我，还包括资产阶级的个体，都被猛地弹射（catapulted）到工作时间的规则、生活时间的规则、退休年龄的规则之中。是时候了，每个人的私人时间都已经在世界的时间中找到了安身之所，不过，通过通信技术，这种私人时间已经变成随时可连接、随时可用、随时面向公众的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个期间，技术上成熟的通信技术获得了一个集中拨款的过程。通过相应的公共设施的建造，加上从各个个别的技术系统到一种庞大的技术体系的那种典型的汇集（其中，不同的部门彼此结合到了一起②)，技术和经济上的前提条件已经被创造出来，这使得在一种近似的同时性中进行交流和行动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同时性已经变成了许多人的日常惯例，它不再处于人们视线的中心，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命运，或者是其他用于强化人们之间的团结感的仪式性时刻（即传递同时性的时刻），现在它只是日常工作的习惯性程序，是其他人持续不断的、或虚或实的时间性呈现。
当然，在其他世纪中也存在过生产同时性的社会技术，其中首推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发展过的宗教仪式的复杂艺术。宗教仪式的社会编制也专注于建立自然和超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并把现存的社会秩序收纳到它的编码程序之中。在仪式中，各种空间和时间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服。不过，在这里，地位更高的是群体的自我时间，而不是个体的自我时间。是群体创生了宗教仪式中的时间，他们不断演练它，使它循环到另一个时间转折点，并最后把它消解。在宗教仪式中，参与者所确认的是已经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秩序体系。但到那时为止，市面上还买不到可供人分离使用的中介形式。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同时感的中介与古老的社会技术的创造品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参与的社会约束。任何不参与的人都会被拒之门外，成为某个局外人。在20世纪初仍然占优势的不合理的社会等级体制，可能已经在人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下被摧毁了，但社会的不平等并未消除。社会冒险地以两种速度运行，如法国人所说的“二元速度结构”（à deux vitesses)。快速组在行动中直截了当。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合时宜的，是竞争中的领先者。为此，他们也得到了物质方面的奖励。慢速组之慢远远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要想刻画一个快速组和慢速组都在其中占有互补性席位的世界，我们就得有诗意的想象力。作家斯登·纳多尔尼（StenNadol-ny）已经把他的成长小说①（描写英国海员、北极探险者约翰·富兰克林的故事）转变成为一种对于放慢和赋予生活节奏以意义的艺术的敏锐研究。主人公当船长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减速的工作更重要。所有平常的、快速的决定都交由大副来做。”此外，他还仔细思索了他的朋友奥米博士（DrOrme）的话，这位博士建议，考虑到“这个时代的致命加速度”，应该用各种设备来衡量所有个体的速度，然后再决定每个人更适合做什么。既存在着概览全局的职业，像马车夫或者国会议员；也存在着处理细节的职业，像工艺技术、医疗这样的专门行业，或者是绘画。前一种职业中的人更善于面对这个时代的加速度；而后一种职业中的人最擅长隐遁于这种加速度之后，并以加速所带来的后果来认真评判快速组的工作及其规则。②
时间：现代与后孩代经验
① Alexander Szalai, The Uses of Time, The Hague: Mouton, 1972.
② Thomas P.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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