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慢速组的是那些落在社会后面的人。在对一位失业青年的访谈中，被记录在1984年2月在不来梅州（Bremen）的一次实证调查的行程中，调查的主题是：在“失业”的社会处境中，时间的“停滞”会变得明显。这位年轻人称自己为“老虎”，他想让时间停滞，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一定不能有这样一种糟糕的时间”。他的策略是，直接使这种时间变得无关紧要。然而，明显起来的远不止于此。停滞意味着时间上的再度陷落。“老虎”和他的家人（他的父亲是码头工人）住在一个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时间倒错的世界中。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奉献，实际上甚至是他们行为的休戚与共的方式，都落后于他们所属社会环境的“历史的”时间。电话联系成了他们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象征。然而，仅是父亲的疾病和可能发生的一幕“为时已晚”①，就让这个家庭濒临如此困境。
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同时性匮乏的一面。同时性不会自动地变成平等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它就是一种假象，这同物理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同时性一样清楚。与20世纪初一位评论家的大胆承诺相反，空间和时间并没有被征服。以同时性为中介，通过对参与的约束建构而成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的汇集，赋予了不平等另外一个时间维度。这不只出现在现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自觉的处境中。以进化论思路设计的人类进步仍然要以一往无前的时间之矢（the arrow of time）来对照自身。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必然要经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暗示着进化的阶梯仅此一架。与此同时，前进的道路变得越发曲折，所有太过简单化的思维模式都不再令人信服。从技术的实现程度和集中程度来衡量，各种时间差异的轮廓就更醒目了。在体现了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感的社会发展的旧进化阶梯中，属于不同发展速度的等级森严的时间概念也具有一种(家长式的）保护功能：不发达的社会被承认是生活在另一种不同的时间中，而它们被郑重宣告的落后身份使得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居于文明世界的尽头相当于获得了某种时间上落后的权利。处于同时性的影响，类似借助于现代电信技术而猛地弹射性发展而面临的压力，这意味着丧失了依自己速度发展的权利。真正重要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评判，而是对参与的时间一技术（temporal-technological）的约束。鉴于同时性的假象，拒不做出旨在迎头赶上的发展规划就更加困难—技术已经把我们的感知模式变得面目全非，而与金融政策相关联的附属机构又太过现实，它们用信贷体系的时间性装置来规划未来的路线。①
时间：现代与后理代经验
① Enno Neumann, “ Arbeitslos-Zeitlos ", in: Rainer Zoll Notes ( ed. ), Zerstǒ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8, pp. 26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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