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只是到20世纪初，才有成千上万的以前未曾公开过的主体时间爆炸性地突现于公众生活之中，这要求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前提条件，以有能力创造出同时性假象的技术为实现手段。这是一个个人时间在其中得以确立的新纪元，其意义如同1750年到1850年这个确立了“现代时间”和历史的时间化的“起始期”。轮到艺术和科学的先锋派来负责表达它的新观念、新经验和新感觉了。有关时间的心理学理论对于每个时间感知在记忆中所留下的知觉、时长、记忆和轨迹等问题的集中关注绝非偶然。几乎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能够理解的相对论，却受到了巨大的通俗科学之反响的礼遇，这也并非偶然。同时性的魅力（严格说来因为它仍然体现出非凡性）一直延伸到最小的村庄（虽然这唯一的证据是历史学家们从口述历史的传统中发现的)，这一事实还是并非偶然。个人时间首度以主观经验的性质涌现，并且首度获得了科学的根基，因而进入公众领域。要使个人时间社会化，把它的功用付诸实践，并且变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自此便在日常生活中打下它的时间性标记)，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例如社会组织和技术上的基础设施，这些只有到20世纪的下半叶才能被创造出来。就在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已经把它付诸实践，我们亲身体验着它，同时也遭受到它所带来的冲突。它如今已经变得平庸无奇。由于个人时间的社会化版本（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公共传播的渠道获得社会化的个人时间)，就像它之前的主观化版本一样（那时仅有少数人享有个人时间的话语权），是以技术为媒介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在技术本身中寻找各种时间变化的决定因素。被认定为非病态（non-pathological）的常态（normal state）从未摆脱“文化的忧郁症”，过去和现在同样如此。随着电信介质全面入侵社会存在的所有领域，与之相关的恐惧和预测沸沸扬扬。它们警告了可能会产生的心理孤独的危险，即一个人在自己极度个体化的世界中与社会解耦（uncoupling）的危险。透过荧屏所获得的时间感知可能是极端破碎化的，甚至包括对各种社会关系的感知。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①描述了一些年轻的电脑畸形人的心理结构：他们通过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甚至是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同周围的社会事件隔离开来。②丸山（Maruyama）报告了追随计算机时代的新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把他们称之为计算机儿童第五代，他们迄今还在发展上一代人所不具备的某些未知的认知官能，尽管他们的上一代也是伴随着计算机一起长大的。他们能一边做其他事情，一边通过视频同时看好几个节目，并且能把握故事梗概；他们开发出自己的游戏（游戏规则规定了一连串的开关切换动作)，发展了结合速度与同时性的各种时间知觉模式。③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J. Goody and I.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5 (1962—1963), pp. 304-326, pp. 33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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