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单纯的技术永远不能制造出时间来，能制造出的只是象征时间的时钟。时钟在机能上以工具的方式要求人们之间互动，由此产生协调机制，但它们也被用做定位的符号手段。技术调节这些过程，在或缓和、或加重、或增加、或减少的趋向上对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和社会隔距起到疏通、引导和指示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像长久以来被描绘的那样，属于“中性的工具”。这种观点否认了每一种技术的历史，包括技术自身的世代相传和技术的社会起源与基础。迈克尔·扬（MichaelYoung）认为，工具的进化是社会进化最根本的驱动力，工具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相平行（生物进化演化出人类的各种外部器官）。他同勒儒一瓦高汉（Leroi-Gourhan）一样，都强调以工具为手段的技术进化的外部特征，这种进化最重要的结果是增长了人类感知的范围和能力。凭借技术工具和设备，人类的视觉和听觉都突破了自然的局限。类似地，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对人类智力水平的提升和扩展，在现实的所有技术成就中遥遥领先。在某种意义上，工具和机器同生活在工具和机器环境中的人们再度被这些技术融为一体。社会正在又一次同化它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正在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它们使外部感官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同所有的习惯一样，它们不久就会变成理所当然之事；这样一来，机械的习惯就会同生物的、社会的节律混合到一起。迈克尔·扬写道：“任何复杂的工具都是一种物质性的习惯，要经历反复的否弃或修改，这些习惯把无数先辈的过往经验封存在现在，并在其以修改过的形式得到传递以前不断地精致化。”①
樂一章 戰的性假眾
① 雪莉·特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与小器具之间关系的心理学家。她认为，移动工具的使用正在导致“一种新型人类的出现”。—译者注。
② Sherry Turkle, “The Subjective Computer: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mput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2, 2 (1982), pp. 173- 205.
⑨ Magoroh Maruyama, “The New Logic of Japan's Young Gener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28 (1985), pp. 351-364.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