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仅仅像柏林的一堵墙上的涂鸦所宣告的那样，“未来今非昔比”(the future is no longer what it used to be)。未来日益被现在揭示出来的问题所遮蔽。它不再提供这样一个投射空间：在其中，所有的渴求、希望和恐惧能够无所压抑地投射进去，因为它看来足够远，远到足以吸纳在现在无处安身或者不受欢迎的任何东西。未来已经变得更加现实，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的视野已经被延伸。而这也意味着它正在向现在靠拢。在一个时期中，由于人类活动及其反响的丰盈（这种丰盈已经很显著，因为它们需要计划期和发展期，而这些计划期和发展期又是不能被任意减少，并且只有遭遇困难才会被取消的)，以关注自身为要务的现在已经势不可当。行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因为未来的一部分已经在现在得到处置；人类行动的生态循环变成了作用于现在的时间循环。由于对政治行动的判断需要从长计议，祈求于未来的东西不得不被缩减，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到了现在。
时间冲突与时间上的不对称起源于协调、整合不同时间结构的需要和构建各种模式的需要，它们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机制得以解决，这些机制要么是确立了优先级、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折中方案①，要么是在充当定向工具的文化符号的变化中找到了直接表达。正如芬兰哲学家冯·莱特通过敏锐分析所得出的：“时间就是人们从矛盾中逃离。”②要想接纳变化就得创造时间。可以继续推论：要想接纳各种随时的变化，就得反复改变时间的各个范畴。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在由进步概念的瓦解所产生的压力及其潜在的消极后果之下，这种改变正通过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延时地显现出来。未来这一时间范畴正被废弃
时间：现代与后理代经验
① Alien C. Bluedorn 和 Robert B. Dernhardt 对最近发表的大量在时间和组织领域的研究给出了有益的综述，参见“Time and Organization”，Journal ofManagement, vol. 14, no. 2 (1988), pp. 299-320.
② G. H. von Wright, Time, Chance and Contrad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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