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于生产自然科学知识的实验室领域原来只有科学的“原住民”（natives）才会涉足。在实验室的观察式考查和发现，观察首先所能提供的是看得见的东西：科学家的行动，他们在操作仪器、测量和控制自然进程过程中的手工实践—这些自然进程一开始是不可见的，通过测量科学家使它们变得可见。科学社会学家进一步观察的是科学家记录和表明的东西：各类绘图与图表，包括借助于信息技术生成的照片和图片。
这些绘图所传递的信息不仅可以是研究现象的深层结构，也可以是研究现象的表面关联。它们描述的是测量过程中在为此设计出来的仪器上所显示的“记录”。当然，这些被如此记录下来的“标记”必须经过说明和解释。服务于同样目的的还有科学家之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完成的“事实形成”过程中的“谈判”：通过对此前调查和发现的内容的转述，一篇科技论文就完成了；科技论文在科学期刊上的发表虽然是该论文成为可以被讨论和批评的科技文献，但也形成了一个“事实”②。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巴什拉提出的概念，指一种科学理论的形成所经历的由意识形态到科学的根本转变。巴什拉指出，认识论必须接受下列公设：对象物不能被视做“直接的”目标，换言之，朝着对象物的进军起初不是客观的。因此，应当接受感性认识和科学认识之间的真正断裂。译者注。
②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9; Karin Knorr, Die Fabrikation von Erkenntnis,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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