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科学社会学家所观察和解释过的那样，这样一种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科学工作的图解进程来自于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①的空间模型。布鲁诺是这一方向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对科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做过细致的阐述。根据他的观点，与其他创造知识的实践相比，自然科学的成果源于它能够成功地使某些自然现象“可移动”（mobile)起来，也就是说，将自然现象从其被发现的地方提取出来并运送进实验室。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是可移动的、能被运输的自然。有时，事物和现象会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其存在形式、性质或者其他特征。失真的现象是可能发生的，但科学家们会尽可能地进行修复。虽然科学家所期望的是能移动的自然，但自然现象的本质应该被保持下来。也就是说，那些制造出来的可移动的自然应该尽可能地在保持其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输送到实验室，因为在实验中自然现象的运动才会被记录在纸上。自然现象在实验条件下给出的答案，是可以以迹象或图像形式被记录下来的。摄影记录了运动的过程，许多在自然界中形体巨大的自然物会在实验室中被缩小，以便适应人类的感知尺度：通过核心的微型化环节，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可以进入实验室。这样的事态发展标示了一个普遍的趋势，那就是所有的科学都可以发展成“实验室科学”。如在天文学中，运用计算机成像技术或者太空望远镜，科学家们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对现场观察的依赖。②
在科学社会学家看来，自然科学取得成就需要两个工作步骤：一是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变得可移动，并将其引入实验室；二是与第一点相伴随，通过设置合适的提问和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升自然在实验室条件下会释放出来的信息值的获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的”变化首先是指自然现象的一部分被运输和转移到实验室中。早先，发现旅行者会将他们在考察过程中看到的神奇事物的副本至少也是这些事物的绘图与详细描述带回出发地；今天，科学家可以借助于远程操控的观察工具和传送工具把自然运回实验室。这种进程中内含的加速现象，主要是通过工作组织化实现的：其结果是自然现象向实验室的运输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还存在一个时间维度。知识生产进程的加速能力还源于被送往实验室的自然现象会与研究人员发生一种文化关系，源于自然现象会由此获得实验室的社会时间的暂时性特征。通过运输过程的可视化和数字化，研究对象被置于实验室的行动背景下，在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将维持这些研究对象在场：
第三章 戴时代的克洛諾斯之忧
① Bruno Latour, “Les vues de l'Esprit", culture technique, no. 14, june 1985, pp. 5-19.
② Karin Knorr, “Das naturwissenschaftliche Labor als Ort der,Verdichtung' von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vol. 17, no. 2, April 1988, pp. 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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