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章节里，我都会谈到个人时间（proper time)。定时器(time-givers)，尤其是钟表的历史，反映了依赖于时间的人类在社会环境与其“自己”的、逐渐形成的个性化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作为定时器，钟表体现了社会的价值。最早的钟表与功能性的定时器之间差别很大，后者显示的是早就制度化了的价值。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主体性（subjectivity）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参考点，共同的社会时间中开始出现了局部的分离。一部小说的女性读者可以在某一瞬间离开现实社会而置身于一个想象的、在时间上也与社会现实没有联系的社会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公共的工作时间与家庭内部的私人时间是相对立的。两种时间有着各自的规则，互相之间的转换有着明确的仪式。在时间两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知道区分个人时间和他者时间的“我时间视角”（I-time-perspective)。随着工作生活的强度增加和时间压力的增大，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的私人时间里走出去，并在公共时间从事职业活动，人们拥有自己可支配时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新出现的支配类型（a new category of disposal） 最终出现在法律中，赢得时间一如赢得财产。
第四章的主题是时间的组态（configuration）引起了冲突与分配的问题。时间成为政治的主题。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分配工作和时间，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成为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传统的理解，动摇了关于工作与自由时间的固有区分。时间对人类的意义在不断增加，而且在不同的生活情境和生活阶段，其意义也有区别。时间对于人类的意义还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偏好（time-preferences）上。由此形成一种能唤起情感的、冲突性的时间文化与期望的并置现象（coexistence)，人们期望在日常生活中混在一起的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有更合理的分配模式，使它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协调和一致。
第五章所要处理的问题是：合理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怎样的，从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会生长出哪些社会乌托邦时间（social uchronias)，又有怎样的解决办法。这里涉及的是，人类在时间中行动，人类消耗时间来游戏。通过人们之间的协作和共存，通过在纵向时间中形成的历时交织（diachronic interconnections）和在横向时间中形成的共时关系（syn-chronicrelations)，人类创造了时间。行动的时间总是包含做出决定的成分，它所碰到的是起点的不确定性。信赖的前提是人们可以期待长期关系的持续存在，也就是说，信赖建立在人们预期的持续时间基础上。短期的互动会否定时间，而在时间被忽视的地方，责任也会消失。每个人的自我发展都会受到他踏入社会发展潮流的介入点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思维工具、概念与认识都会烙上具体时代的历史性之印。这对于下一代人同样有效，下一代人所承接的是一个他们还没能改造的世界。鉴于人类干预自然环境所释放出来的自我动量，是否需要更多地思考一下代际间的范畴？在时间中的行动有多大的余地来选择在正确的时间行动呢？
时阀：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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