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的概念掩盖了政治选择权的可能性空间。在市场上，根据收入状况，产生了是购买还是自已做的选择权。通过金钱这一普遍的交换媒介，所有的时间分配都取决于消费者。在国家政治学的领域，问题在于：如何制定出对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和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加以调解的选择权，对所有人终生都能充分就业这一难以达到的理想，和存在着各种兼职工作的极端零散的就业现状（在这种状况下，雇员全在雇主的掌控之下，没有工会的保护，因而时断时续地获得工作）加以调解的选择权。问题在于找到两性相互分歧的利益与时间偏好的平衡点，还有得到共同组织的工会的不断扩大的利益冲突与女性渴望更多兼职工作之间的平衡点。这里所讨论的工作与时间分配的问题，在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源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处位置的各种身份和权利，总是被证明比普通女性公民的普遍身份更为强势。各种新的困难源于缺乏一套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时间性质的可普遍应用的标准。时间可转化成金钱，但对那些生活处境截然不同或者是时间模式截然不同的人来说，同样数量的时间，其意义却大相径庭。由此看来，起源于机器时代的纯粹数量上的时间要素已经加入了从性质上得到组织的因素，这种因素令纯粹量化的时间相形见绌。以差别的方式认识到时间的本质、时间的价值和社会背景是一回事，而满足组织日常生活事务能力的不同的政治要求又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都已不再是私人事务。这里所呈现出来的解决各种冲突的前景如何？赫尔穆特·维森塔尔（Helmut Wiesenthal） 从积极参与者的战略性观点出发，以详尽的分析得出了某些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最糟糕的很可能是那个以实证方式确立起来的结论：在更大的受雇群体想要“更多的时间”并准备为此不惜牺牲一部分收入的意义上，不存在普遍的时间偏好。①在现行工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广泛传播的背景下，存在各种受到限制的时间偏好，但是，这些偏好是不可通约的。即便是在货币交易的影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大约3/4的交易者会青睐现在的这种时间一金钱关系模式。维森塔尔由此推断出，对自由时间的相对需要接近饱和。当然，不排除有逆转的可能，但可能出现逆转的条件是狭窄的，这些条件包括：必须要有像早期要求八小时工作日那样明确的目标；实际收入必须要有一小段时间的持续上升，以便创造对更多用于消费金钱的时间的需要；必须要提供更富于吸引力的自由时间的使用或者所谓收人一替代(income-substitute）的活动，比如在某人自己的花园劳动（其以不存在对收入的额外需要为前提）。由此推断，要想对相互分歧的各种工作时间模式重新标准化，前景是不容乐观的。由于现有工作时间状况的初始位置极端发散而又极端不平等，要想对工作时间实现水平化的调整只能以个别的方式进行特定的改变。转而言之，这同样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工作时间分配模式的目标定得越具体，能够实现自身偏好的雇员比例就越小。从大多数得到明确表达的时间偏好来看，没有一个能得到社会性的普及。
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
① Wiesenthal, Strategie und Illusion.
② Martin Lagergren et al. , Time to Care, London: Pergamo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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