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力市场，普遍的金钱偏好支配着时间偏好，人们在其私人时间中所做的被解释为消费者欲求。然而，因为原先的私人时间侵人公共空间，并得到公共形式的偿付，它变成了公共（工作）时间，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有关工作与时间的公平分配的新政治问题产生了。所有对工作时间的一定的偏好，都是与特定的人生阶段和处境相关的偏好。它们取决于性别和年龄、个人的家庭背景，收入和阶级归属。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经历受到常规工作环境的制约，变得更加不稳定，以至于时间偏好也出现更大的波动。它们都成了过渡性的偏好。②
如果仅仅把围绕缩减工时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艰难谈判看做是对以往冲突的延伸，而不是看做更为根本的分配和组织的问题，那么，这种分析就没有切中要害。公共时间和公共空间扩张到原先所谓的私人领域，这种扩张如火如荼—技术正跨越这条公、私边界，也横亘在刚刚描述过的旨在追求普遍的公共福利而得到配置的各种无偿的自由时间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具有公共性，变成了市场和国家的组成部分，从而脱离了原先的匿名状态和政治防护层。消费者和女性公民要求新的权利，并寻求参与那些干预其日常生活的政治程序的形成过程。工作时间的政治学和生命时间的政治学密切相关，它们通过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而环环相扣。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模式依然基于权利、激励和成就，它们源自连续的、终生的、全职工作的履历。然而，这一常规情况已经不再是常规，正如常规的工时早就变成反常的一样，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全部家庭中只有1/4符合通常的常规家庭概念—有子女的双亲家庭。
然而，情况还不仅于此。面对老年人比例剧增的人口偏移状况，以及与医疗技术化和人们的期望与要求的同等上升相连的成本增加，甚至公共保健部门和国营的社会服务项目也正陷入困境。马丁·拉格尔格伦(Martin Lagergren)在有关瑞典福利体制中，由职业助手来分配时间的研究文献中写道：“照料首先是一个某人为其他人花费时间的问题。”①借助仿真模型，该项研究已然推测出，这个体制不久就会面临财务可行性的限制。②到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无偿的、被迫切需要的时间要从何而来呢？就像现在对个人收入征税一样，国家对其公民的“自由时间”课以重税会成为解决方案吗？或者，解决方案存在于全自动的医院(其中配备的是通过屏幕传递护士微笑的由电子连接的病房服务)？
樂四章 时間政治学：工作与时间的分配
① A. Evers, H. Nowotny and H. Wintersberger (eds. ), The Changing Face of Welfare, Aldershot: Gower, 1987.
② Laura Balbo, “Crazy Quilts: Gesellschaftliche Reproduktion und Dienstleistungsarbeit", in : Ilona Kickbusch and Barbara Riedmüller (eds. ), Die armen Frauen: Frauen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Suhrkamp,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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