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方法不但本身就缺少“理由”，而且它还缺少断定某物是属于这个种还是另一个种的“理由”。例如，人们将技艺划分为制作术(art de production)和占有术(art d’acquisition);但钓鱼为什么要算作占有术?①这里所缺少的即是中介，也就是一个能够充当中项的概念的同一性。但是，如果柏拉图式划分根本不打算规定一个属的诸种，那么上述反对就不成立了。或者不如说，它的确打算规定一个属的诸种，不过这种打算也只是表面地，甚至是反讽地，[84]其目的是将划分的真正秘密更好地隐藏在这副面具背后。②划分不是“特殊化”，它并非“一般化”的反面。重要的绝不是特殊化方法，而是遴选方法(méthode de sélection)。重要的不是将一个被规定的属划分为确定的种，而是将一个含混的种划分为纯粹的派系(lignées pures)，或者是从某种并非纯粹派系的材料出发，遴选出一支纯粹的派系。就像生物学家将“约尔丹种(jordanons)”与“林奈种(linnéons)”对立起来那样，人们可以谈论与“亚里士多德种(aristotélons)”对立的“柏拉图种(platonons)”。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种即使是不可分的种或最低的种，它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种。而柏拉图式划分则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运作的，亦即微小的种或派系的领域。它的出发点是属还是种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个属或这个庞大的种却被设定为一种未分化的逻辑质料、一种无差异的物质、一种混合物、一种无定的繁复性，其表现了那为了使作为纯粹派系的理念得见天日而应当被消除的东西。提炼黄金便是一种划分的范型。①差异并不是属的两个规定之间的种差，它完全处在一边，处在被遴选的派系之中：不再是同一属的诸相反之物，而是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种的混合物之中，纯粹的东西和不纯粹的东西、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本真的东西和非本真的东西。纯粹差异、差异的纯粹概念并不是概念一般或属和种之中的被中介的差异。划分方法的意义和目的即竞争者(ri-vaux)之遴选、追求者(prétendants)之考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ντíφaσιs[希：反驳]，而是[柏拉图的]μφισβτησs[希：论战]②(人们在柏拉图的两个主要示例那里看到了这一点；在《政治家》中，政治家被定义为“人之牧者”。但随后，各行各业的人相继登场了，商人、农夫、食品加工制造者、教练员、医生都在说：“我才是真正的人之牧者！”③;在《斐德若》中，关键问题是界定好的迷狂和真的爱人，而许多追求者都争先恐后地说着：“我才是爱者，我才是爱！”①)这里不存在任何与种有关的问题一除非是以反讽的方式。这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忧虑毫无共通之处：重要的不是同一化，而是确证(authentifier)。[85]支配着柏拉图对科学或技艺的分类，贯穿全部柏拉图哲学的唯一问题始终是衡量竞争者、遴选追求者，是在一个伪属或一个庞大的种的内部区分事物和事物的拟像。关键在于制造差异：因此，这一活动是在直接之物的深度中进行的，它运用了直接之物的辩证法，且既无线索亦无〔阿里阿德涅式细线。因为根据古代的或是神话与史诗的习俗，虚假的追求者们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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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
①【译按】参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19a以下，页6以下。
②关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式划分的批评，参《前分析篇》(Premiers analy-tiques),I,31;《后分析篇》(Seconds analytiques)，Ⅱ,5和13(正是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为划分在种的规定中留下了一席之地一即使是以一条连续性原则来弥补他认为自己在柏拉图的观点中发现的种种不足)。—但是，至于种的规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柏拉图式划分的一个反讽的外表而非目的，我们可以在《政治家》(266b一d)之类的对话中清楚地看到(【译按】中译参柏拉图，《政治家》，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