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不过，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或舍斯托夫(Chestov)那里，只须带着充分的坚持来提出问题就足够了，因为发问是要使所有回答缄口，而非激起它们。发问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自身原本的存在论意义：发问的(非)存在不能被还原为否定之物的非存在。不存在原初的、最终的回答或解决，存在的只是借助于所有面具下面的面具和所有位置背后的移置的发问一问题。“认为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或爱情、性别差异的问题须要得到解决，其至须要以科学的方式被提出”，这很幼稚——虽然这些提出和解决必然要发生，必然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到它们的展开过程之流中。问题涉及的是永恒的伪装，发问涉及的是永恒的移置。神经病患者或精神病患者也许以自己的痛苦为代价，探索着这一终极的原初基底，前者追问如何使问题移置，后者追问于何处发问。对于一个不停在移置的发问或一个不停在伪装的问题来说，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受苦恰恰是它们的唯一回答。不是他们的所言所思，而是他们的生命作为范例超越了他们的所言所思。他们见证了这种超越性，见证了关于真与假的最为奇特的游戏。这一游戏不再是在回答与解决的层面上被建立起来，而是在问题自身中、在发问自身中，亦即在假成为了真的探索方式、成为了它的本质性伪装或基本移置的固有空间中被建立起来的：这里，伪(pseudos)成为了真的激情痛苦]。发问的强力始终来自于回答之外的地方，而且它享有一个不听任自己被消解的自由基底。发问与问题的持存性、超越性，以及存在论层面上的维持不是在充足理由的合目的性形式(为了什么目的？为什么？)下被解释的，它们是在差异与重复的离散形式下被解释的：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和“稍稍重复一下”。「143]这里没有差异，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寄寓于回答中的相同，而是因为它只存在于发问之中，存在于保证了差异的运送和伪装的发问之重复中。因此，问题与发问属于无意识，而无意识从本性上说是微分的「差异的]和反复的，是系列的、提问的和发问的。是对立的还是微分的「差异的]，是处于冲突之中的宏大力量的无意识还是成系列的微小元素的无意识，是对立的宏大表象的无意识还是微分的[差异的]微知觉①的无意识，当人们追问无意识归根到底是什么时，人们似乎复活了莱布尼茨主义传统与康德主义传统之间那种古老的迟疑和争论。但是，如果弗洛伊德完全是站在一种黑格尔式的后康德主义一边，亦即一种对立的无意识一边，他为什么会对莱布尼茨主义者费希纳(Fechner)以及他的那种“症候学主义者(symptomatologiste)”的微分的[差异的]精细表示出极高的敬意呢？事实上，关键之处根本不在于弄清无意识所内含的究竟是逻辑限制的非存在还是实在对立的非存在。因为这两种非存在无论如何都只是否定之物的形态。无意识既不是限制亦不是对立，既不是[类似性的]渐弱的无意识，也不是矛盾的无意识，它所关涉的是从本性上不同于解决一解答的问题与发问：它们是同时拒斥着否定性非存在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所驾驭的只是意识的命题—的成问题者的(非)存在。对于“无意识不知道‘不’”这一名言，我们应当直接从字面上来理解。部分对象是微知觉的元素。无意识是微分的[差异的]，它归属于微知觉。这样一来，它从本性上就不同于意识，它关涉着那些永远不能被还原为宏大对立，永远不能被还原为意识从无意识那里集聚来的整体效果(我们发现莱布尼茨的理论已经指出了这条道路)的问题与发问。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191
① 勒克莱尔(SergeLeclaire)根据作为无意识之基本范畴的发问概念概述了一种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理论。他在这种意义上区分了歇斯底里患者的发问样式(“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和强迫神经症患者的发问样式(“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还以这一发问审级为着眼点区分了神经症和精神病各自的位置。——参强迫神经症患者的生命中的死亡〉(La mort dans la vie de l'obsédé, La psychanalyse, n°2， 1956) ;〈精神病之精神治疗的原则的研究〉(A la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une psychothérapie des psychoses,E-volution psychiatrique，Ⅱ，1958)。在我们看来，这些关于患者所经验的发问的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十分重要，它们迫使我们重审否定和冲突在无意识一般中的作用。这里，它们仍然是将拉康的提示当成了源泉：关于歇斯底里与强迫神经症中的发问类型，参《写作集》(Ecrits),页303—304;关于欲望、它与需要的差异、它与“要求”和“发问”的关联，页627—630,690—693。
荣格理论的重点之一难道不是已经出现在了这里：无意识中的“审问”力量、作为“问题”与“任务”的无意识的无意识概念？荣格从中引出的结论是：一种比作为结果产生的对立更为深邃的分化过程的发现(参《自我与无意识》[Le moi etl'inconscient])。弗洛伊德的确激烈地批评了这种观点：在《狼人》(L'homme auxloups)，§V中，他坚持认为儿童并不审问、只是欲求，并且，他所碰到的不是任务，而是由对立所支配的不安——在《多拉》(Dora)，§Ⅱ中，他表明梦的核心只能是一种投入到了一个相应的冲突中去的欲望。然而，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讨论并没有被恰当地定位，因为这牵涉到弄清楚无意识是否能进行意欲之外的活动。事实上，真正应当提出的难道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欲望是否只是一种对立的力量？它难道不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发问之强力的基础上的力量？甚至连弗洛伊德所援用的多拉的梦都只能在一个问题(以及父亲一母亲、K先生—K夫人这两个系列)的视角下被阐释，而这个问题本身则展开了一个歇斯底里形式的发问(以及扮演着对象=X的角色的珠宝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