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两个方面，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即便是自杀都无法使它们相符与相适。然而，第一个方面意谓着这种人的人称性消逝，意谓着我或自我所表现的这种差异的取消。这是一种仅仅为了死亡的差异，它的消逝能够客观地表现在一种向无生命物质的回归中，就像在一种熵之中被计算。如果将种种表面现象抛在一边，我们会发现这种死亡始终来自外部(甚至是在它构成了最具人身性的可能性时)和过去的(甚至是在它作为直接的当前存在时)。第二个方面，另一副面孔或另一个方面则意指自由差异的状态：自由差异不再服从于我或自我给予它们的那个形式，它们在排除了我自身的一致性以及任意一个同一性的一致性的形态中展开。始终有一个比“我死(jemeurs)”更为深邃的“人们在死(on meurt)”，而且只存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死去的诸神；仿佛有许多个世界涌现出来，在这些世界中，个体性不再困陷于我与自我的人称性形式之中，奇异者也不再困陷于个体的诸界限之中—简而言之，在这些世界中，不服从的复多之物不再从第一个方面中被“认知”。然而，弗洛伊德的全部概念都指向了第一个方面；但这样一来，这些概念就错过了死亡欲力以及相应的经验或原型。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将死亡欲力与爱若斯区分开来，无论是凭靠两种力量之间的本性差异，还是通过两种运动之间的节奏差异或振幅差异。在这两种实例中，差异已然是所与之物，而塔纳托斯也是独立的。在我们看来，塔纳托斯反而与爱若斯的去性化，与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可移置的中性能量的形成合二为一。这种能量不是为塔纳托斯服务，而是构成了塔纳托斯：在同一个重新统一了爱若斯与塔纳托斯或是使二者轮换交替的“综合”中，爱若斯与塔纳托斯之间并不存在分析的差异，也就是不存在已然被给予的差异。[150]这并不意味着差异还不够大；相反，作为综合的差异是最大的，而这恰恰是因为塔纳托斯意谓着一种与爱若斯截然不同的时间综合。前者从后者那里提取出来，在后者的残骸上构建起来，从而也更具排他性。就在爱若斯向自我回流的同时—自我本身负担起了种种刻画着对象之特征的伪装和移置，为的是使它们成为自身的有死的变状(affection mortelle)——力比多失去了全部的记忆内容，时间失去了自身的循环形态，为的是形成严苛冷酷的直线形式—而且，与这一纯粹形式同一的，与这一自恋的力比多的被去性化的能量同一的死亡欲力出现了。自恋自我和死亡欲力的互补性界定了第三综合，一如爱若斯和摩涅莫绪涅界定了第二综合。并且，当弗洛伊德说，也许应当给被去性的能量作为变为自恋者的力比多相关物——添加上思维的一般过程时，我们应当明白的是：与陈旧的二难推理相反，关键的问题不再是弄清思想是天赋的还是习得的。思想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习得的，它是生殖的(génitale)，也就是说，它是被去性了的，它是从那使我们向空时间敞开的回流中提取出来的。“我是一个天生的生殖者(génital inné)”，阿尔托如是说。为了指明这种思想发生在一个始终是分裂的我之中，他同样想将自己称为“被去性化的习得者(acquis désexualisé)”。要紧的事情不是习得思想或将思想当作天赋来运用，而是在思想自身中造就思维活动。这也许受到了一种暴力的影响，它使力比多向自恋自我回流，并在同一种运动中将塔纳托斯从爱若斯那里抽取出来，而且还为了引出纯粹形式而抽掉了时间的全部内容。这里存在着一种与第三综合相应的死亡经验。
第二章 自为之重复
201
① Maurice Blanchot,《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N. R. F.,1955),页 107,页160—161(【译按】中译参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页96,页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