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bêtise)不是动物性(animalité)。动物有那些防止它们“愚蠢”(bête)的特殊形式作保障。人们常常在人类的面孔与动物的头部之间——亦即在人的个体性差异(différences individu-elles)与动物的种差(différences spécifiques)之间——确立种种形式的对应。但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说明愚蠢这种专属于人类的兽性(bestialité)了。当讽刺诗人经受着各种程度的凌辱时，他不再停留于动物的形式，而是经历着一种更为严重的倒退一—从食肉者向食草者的倒退，最终倒退进了垃圾堆里，倒退到了一个消化的、豆类的普遍基底上。比外部的进攻行为或吞食活动更为深刻的是内部的消化过程，是蠕动的愚蠢。因此，暴君不只长着牛的脑袋，而且还长着梨子的脑袋、甘蓝的脑袋或土豆的脑袋。任何人也无法超越或跳出那个他从中渔利的东西：暴君使愚蠢体制化，但他本人却是其暴虐体制的第一个奴仆与第一个驯服者，向奴隶们发号施令的家伙往往就是个奴隶。而且在这里，错误概念如何说明这种将世界进程二重化了的愚蠢和残酷、怪诞和恐怖的统一体呢？卑劣、残暴、无耻、愚蠢不是单纯的肉体强力或性格与社会的事实，而是思想本身的结构。先验景观(paysage du transcendantal)里应当有暴君、奴隶与傻瓜的位置位置和这些位置的占据者并不类似，先验也从来不是从那些因为它才成为可能的经验形态那里移印而来的。正是对Cogitatio[拉：思维]之公设的信任始终妨碍我们将愚蠢变为一个先验问题：愚蠢不再只是一种被打发到心理学或趣闻轶事——甚至更为恶劣的论战与辱骂——以及“蠢话录”(sottisiers)这种殊为可憎的伪文学样式那里的经验规定。但这是谁的过错？这种过错难道不是哲学首先犯下的？因为哲学听任自己被错误概念说服，哪怕错误概念本身只是从一些事实那里借取而来，而且是些微不足道的、恣意选择的事实。最糟糕的文学造就了蠢话录；而最优秀的文学则被愚蠢这一问题纠缠着它将宇宙的、百科全书的、认识论的所有这些维度都给予了愚蠢的问题，从而将其一直引领到哲学的大门口[197]（福楼拜[Flaubert]、波德莱尔[Baudelaire]、布洛瓦[Bloy])。哲学应当以自身特有的方法，并带着必要的谦逊重拾这个问题，它要认识到愚蠢从来不是他人的愚蠢，它是一个真确的先验问题的对象：愚蠢(而非错误)是如何可能的？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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