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根据思想与个体化的联系(lien)成为可能的。这种联系要比出现在我思中的那种联系更为深刻；它在一个已然构成了思维主体之感性的强度场域中结成。因为我或自我也许只是种的征象(indices d'espèce):作为种与部分的人类。无疑，种在人之中很可能进入到了隐含状态；因此作为形式的我能够充当认知与表象的普遍原则，而明显的种的形式则只被它所认知；特殊化也只是一种表象元素的规则。因此我并不是一个种。不过，这不如说是因为我隐含地包含了那些被属和种明确地展开了的东西，亦即形式的被表象了的生成(devenir représenté de la forme)。厄多克斯与埃比斯德蒙有着共同的命运。与此相反，个体化与特殊化毫无关系，即便后者是延伸着的特殊化。个体化不仅从本性上不同于特殊化，而且我们还看到，它先于特殊化并使特殊化成为可能。它所包含的是那些流动的内强因素的场域，这些场域不再借用我或自我的形式。在所有形式下行动的个体化与一种在它的作用下产生并被它带走的纯粹基底不可分割。描述这一基底，以及由这一基底同时激起的恐惧和诱惑，具有一定难度。撼动基底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一种迟钝的意志的种种昏沉环节中，它亦是最具诱惑力的工作。因为这一基底虽然伴随着个体上升到了表面，但却并不具有某种形态或形式。它就在这里，注视着我们，但却没有眼睛。个体可以与基底区分开来，但基底却不能与个体区分开来—它继续支持着那个与它分离的东西。尽管它是未规定的东西，但却仍然环抱着规定，就像大地之于鞋子。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们却凭借自身的明确形式提防着这一基底。对于我和自我来说，情况便不是这样了。我和自我被那些对它们施加着影响的个体化场域侵蚀着，它们对于基底的上升毫无抵抗能力，这种上升将一面变了形的或是造成了变形的镜子递给了它们，在这面镜子中，所有那些现在被思考的形式尽皆消散了。愚蠢既不是基底也不是个体，而是一种关系，个体化在这种关系中使基底上升而又不能给予基底以形式(它穿过198我上升，深入到了思想之可能性中的至深处，并构成了所有认知的非被认知者[non-reconnu])。所有的规定都变得残酷而恶毒，所有的规定都只能被一种静观它们、发明它们的思想所把握，它们与自身的生命形式分离了、分开了—它们正在那阴暗的基底上漂浮着。在这被动的基底上，一切都变成了暴力；在这消化的基底上，一切都变为攻击。愚蠢与恶毒在这里狂舞。这或许就是笼罩在最美丽面庞上的忧郁的起源：对一种专属于人类面孔的丑陋的预感，对一种愚蠢的上升、一种恶之中的扭曲、一种疯狂中的反省的预感。因为从自然哲学的观点看来，个体被映射在这一自由的基底上，疯狂正是在此出现。因此，愚蠢随后被映射在愚蠢之中，残酷随后被映射在残酷之中，而且它已经无法忍受自己。“一种毫无价值的能力因而在他们的心灵中成长起来——亦即看到愚蠢并且无法忍受愚蠢的能力……”①但是，当这种毫无价值的能力将哲学激活为精神哲学时，也就是说，当它将所有的能力都引向那使一种对个体、基底、思想的剧烈的调和成为可能的超越性运用时，它就变成了最为尊贵的能力。种种内强的个体化因素——以构成一种超越的感性的最高元素的方式、以构成sentien-dum[拉：感性存在]的方式——都把自己看作对象；而且，经过一种又一种的能力，基底发现自己被带到了思想之中。它始终是非所思者(non-pensé)和非行思者(non-pensant)，但这一非所思者却变成了必要的经验性形式。最终，分裂的我(布瓦尔与佩居榭)在这种形式下思考着cogitandum[拉：思维存在],亦即只能被思考的超越性元素(“我们尚不会思这一事实”或愚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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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与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