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当代逻辑学家那里，人们重又发现了这条幻相之路。问题演算被解释成超数学的存在；这的确属实，因为它本质上是逻辑的，亦即辩证的；但它却是根据一种单纯的命题演算推演而来的，它始终将命题当作复制或移印的原型)。①
第七公设：解决之样态
人们要让我们同时相信“问题是现成给定的”和“问题消失在回答或解决之中”；在这双重方面下，问题只能是幽灵。人们要让我们相信思维活动，以及相对于这一活动而言的“真”与“假”只是随着探寻解决的活动开始的，而且它只关涉解决。这种信念很可能具有与独断形象的其他公设相同的起源：始终是一些从自身语境中抽离出来的、被恣意地树立为范型的幼稚的例子。这种信念是一种孩子气的偏见，根据这一偏见，老师给出了一个问题，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结果的对错则要交给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去评判。而且，这种信念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先入之见。很明显，这种先入之见非要把我们当小孩子来看待，它诱使我们去解决一些来自别处的问题，而且还要安慰我们说“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胜利了”：问题就是障碍，而回答者则是赫拉克勒斯(Hercule)。这是一种怪诞的文化形象，人们可以在各种考试、政府命令、报刊杂志上的测验(这些测验诱使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答案，但条件是这种兴趣必须和所有人的兴趣一致)那里发现它。“做你自己”被理解为“这个自我应当是其他人的自我”。仿佛只要我们206不掌握问题本身，不参与到问题制定之中，不握有对问题的权利，不管理问题就不再是奴隶了。为了预先判定哪一个应当是思想中的至高之物，亦即思维活动的发生和真与假的意义，思想的独断形象的命运始终取决于那些心理层面上的幼稚例子和社会层面上的反动例子(认知的实例、错误的实例、简单命题的实例、回答或解决的实例)。因此，这便是添加在其他公设之上的第七公设：回答与解决的公设。根据这一公设，“真”与“假”只是随着解决开始，而目它们只对回答进行定性。尽管如此，当一个假问题在科学实验中被“给定”时，这桩幸运的丑事在此就是为了提醒人们：问题并不是现成的，它们应当在那些专属于它们的象征场域中被构成与投注；并且，教师用书必然需要一位难免会犯错误的教师来撰写。各种教育学尝试计学生们—甚至是年龄非常小的学生—主动参与到问题的制定、问题的构成、问题作为问题的提出之中。此外，人人都从某种意义上“承认”问题是最重要的。但是，只是在事实的层面上承认它们还不够，仿佛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和偶然的运动，它注定要在知识之形成中消失，而且它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认知主体所服从的那些否定的经验性条件；与此相反，这一发现应当被提升到先验的层面上，而且问题不应被视为“与料”(data[英：与料])——它应当被视为具有自足性的理念的“客体性(objectités)”，其在自身的象征性场域中内含着种种构成性、投注性活动。“真”与“假”首先关涉问题，而非解决。某一解决始终要按照它所回答的那个问题来获得自身应得的真理性；而问题则始终要按照其自身的真理性或虚假性，也就是自身的意义，来获得自身应得的解决。“真正伟大的问题从来就只有在它被解决时才被提出”①或“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②之类的著名表述所要传达的内容便是：无论是实践问题还是思辨问题，它们都根本不是先存的解决的影子。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解决必然产生于种种完整的条件人们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对问题之为问题做出规定——和人们为了提出问题而掌握的那些手段和项。「207问题或意义同时是源始真理的场所和派生真理的发生。无意义、伪意义、悖谬这些概念应当与问题自身关联在一起(有些假问题源自不确定性，另一些假问题则由复因决定；最后，愚蠢就是假问题的能力[faculté des faux problèmes]，它表现了种构成、领会和规定问题本身的无能力[inaptitude])。哲学家和科学家梦想将真与假的考验带入到问题之中；这便是作为组合或高级演算的辩证法的目标。但在这里，只要先验的结论不是从中明确得出的，只要思想的独断形象仍然在原则上继续存在着，这种梦想就仍然只是发挥着“修改”功能。
第三章 思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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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Aristote,《论题篇》(Topiques),1,4,101b,30—35(【译按】中译参《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页356)。——相同的幻象在现代逻辑学中继续存在；问题演算——就像俄国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Kolmogoroff)所界定的那样—仍然是按照命题演算仿制而来的，它与命题演算具有“同构性”(参 Paulette Destouches-Février,《问题演算与命题演算的关系》[Rapportsentre le calcul des problèmes et le calcul des proposition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l'Acadèmie des Sciences，avril 1945])。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一种“无否定的数学”的事业[例如格里斯(G. F. C. Griss)的工作]只有按照这种虚假的问题范畴构想才会发现自身的界限)。
与此相反，莱布尼茨预感到了存在于问题或论题与命题之间的那种虽是可变的、但却是深刻的差距：“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些论题是介乎观念和命题之间的。这就是有些只问是或否的问题；这些是最接近于命题的。但也有一些是问如何以及有关情况之类的，这些要成为命题就有更多要补充的”(《人类理智新论》，第四卷，第1章，§2[【译按】中译参莱布尼茨，《人类理智研究》，前揭，页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