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赋予根据即对未规定者做出规定。但这一活动并不简单。当“那个”规定被行使的时候，它并不满足于给出一个形式或在范畴的条件下赋予质料以形式。基底处的某物重新上升到了表面，但这上升的某物并不具有形式，它毋宁说是渗入到了各种形式之间，它是没有面容的独立的实存，是无形式的底部。这种现在处于表面的基底被称作深度、无底。相反地，当形式被映现在深度中时，它们便尽皆消散，所有的突出(modelé)都消解了，所有的面容都消失了，唯有抽象线仍然存在，它是与未规定者绝对相符的规定，是与夜空相等的闪电、与碱相等的酸，是与模糊整体相符的区别——它就是一头怪物(一个既不与未规定者对立，也不对未规定者进行限制的规定)。「353]所以，质料一形式的对子是不足以描述规定机制的。质料已然被赋形，而形式则与种或形态的突出不可分割，这一切都处在范畴的庇护之下。事实上，这个对子是完全内在于表象的，而且它界定了自身那个已经由亚里士多德固定了的初始状态。援用力和基底的互补性已经是一个进步，因为这种互补性本身是形式、质料以及二者的统一的充足理由。但是，比这更深邃、更可怕的是消散了质料、消解了突出的抽象线与无底的对子。作为纯粹规定或抽象线的思想应当直面这种作为未规定者的无底。这一未规定者、这一无底亦是专属于思想的动物性(animalité)或思想的生殖性(génitalité)：不是某种具体的动物形态，而是愚蠢。因为，如果思想只能在强制与强迫的条件下思考，如果没有东西强迫它思考它就仍然是迟钝的，那么强迫思想思考的东西不也是愚蠢的存在吗？也就是说，只要没有什么强迫它思考，它就不会去思考？让我们重述一遍海德格尔的名言：“最激发思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尚未思想。”作为最高的规定，思想始终面对着愚蠢，就像是面对着那与它相符的未规定者。愚蠢(而非错误)构成了思想最彻底的无力(laplus grande impuissance de la pensée)，但它同样也是思想之最高威力的源泉，因为它强迫思想去思考。这便是布瓦尔与佩居榭的惊人冒险，或无意义与意义的游戏。①因此，未规定者与规定仍然保持着平等，它们始终是相互一致的。有一种将它们引向纺车甚或双重阅书台的怪异重复。舍斯托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到了结果，亦即《纯粹理性批判》的完成与出路。我们可以在布瓦尔和佩居榭那里看到《方法谈》的结果，即便只是片刻。Cogito[拉：我思]是一种愚蠢吗？这一命题试图自我述说，亦即同时述说自身和自身的意义，就此而言，它必然是一种无意义。但是，我思这个规定试图直接针对我在这个未规定的实存，而没有确定那个未规定者在其下可以被规定的形式，就此而言，它亦是一种悖谬(正如康德表明的那样)。「354]笛卡尔式cogito[拉：我思]的主体并不思考，它只是具有思考的可能性，并且它在这种可能性的中心处保持着迟钝的状态。它缺少的是可规定者之形式：不是一种特殊性，不是一种为质料赋形的特殊形式，不是为一个当前赋形的记忆，而是纯粹空时间形式。正是空时间形式将差异引入思想之中或是在思想之中构成了差异，而思想是从未规定者与规定之间的这种差异出发进行思考的。正是它在自身两侧分派了一个被抽象线割裂的我和一个从它所静观的无底那里产生出来的被动自我。正是它在思想之中造成了思维活动，因为思想只能伴随着差异，围绕着这一脱根据点思考。正是差异，或可规定者之形式，使思想这架未规定者和规定的完整机器运转了起来。思想的理论(théorie dela pensée)就像是绘画，它需要那种使绘画从表象艺术过渡到抽象艺术的革命;这便是一种无形象之思想的理论的对象。
结论 差异与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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