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人们可能会获得某种印象，批判社会学在这方面是实证主义的，因此自觉地放弃了批判的要求。
吕克：与布迪厄保持距离的确导致了一种越来越实证主义的立场：我们想要提供对某种社会情境类型尽可能好的描述。对此我们借鉴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的语言学模型：是行动者，而不是社会学家，能够利用真正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在社会世界中的能力。但是这种知识是隐含性的。就像我们不能在说话的同时认真思考语法规则，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社会行为。按照这种图景，像语法学家那样，社会学家的任务的某些部分是认知性的，而某些部分则是将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能力加以模型化和形式化。这样的模型必须从日常生活的范围中发展出来而且必须得经受它的检验。由这种批判得来的政治和实践上的理解，与理论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模型很快就被其他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有些用于取消批判的资格或者为民主增殖。出于上述理由，还有道德和政治的理由，后者与新自由主义占据支配地位以及法国出现社会危机有关，我不再满意于这种将理论加以自我限制的实证主义。这一工作与我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写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除了将理论模型由数据型扩展到历史、动态的模型之外(后者考虑的也是支配活动的角色)，这一理论工作还服务于某种实践上的目标，即更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①因此我放弃了纯粹实证主义描述性的立场，又开始从事社会学和批判的结合性的工作，没有它的话就不会有《关于正当性辩护》这样的理论框架。
批判社会学还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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