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对于将行动者的反思能力置于中心的理论来说，常识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吕克：维特根斯坦、实用主义和民族志方法给予常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深受其影响。但是最后我成了一名涂尔干主义者：我越来越不相信常识了。在像社会化理论、文化理论以及游戏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中，集中于行动者的自发性的能力，行动者自发性的能力能够自身理解并且构成常识，但这赋予常识太多意义了。哈贝马斯也在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和谐的可能性上寄予了过多的希望。
在我们的《关于正当性辩护》中所分析的正当性秩序以某种方式对常识作出了限制：在某些正当性框架内，某些关于常识的论证是合法的和重要的，另外的框架内就不是。因此这就要涉及历史性的建构，在其中会发现语言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像“正义”这样的词语可以有非常多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路径还是结构主义的，而不仅仅是实用主义的。正当性程序并不纯粹是认识的产物，而是已经被锚定在与其相联系的客体中。这样就会重新提出这一微观-宏观的问题：行动者是被抛到一个已经完成的世界之中，他们行动的可能性完全被限制(像结构主义那样)，还是说我们必须从行动者及其境遇性的构造世界的实践之中出发(像实用主义和民族志方法那样)？这两种描述都是对的。当然行动者在具体的情境中不能仅仅受已经完成世界的力量的支配，同时也改变着这个世界。不过对这两种描述的结合工作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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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