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诺所考察的正当性秩序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霍耐特：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区别。第一个是正当性秩序主要是精英式组织起来的。它似乎表明我们的规范性世界主要面向的是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现实有很多丰富的规范性结构。人们有各种各样社会性价值评价的原则的表达。爱和尊重这样的原则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建构，因此需要另外一种规范性语言来表达。第二个，规范性秩序的引入也是有区别的：《关于正当性辩护》的出发点是，所有可能的正当性原则都已经在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家那里了；它是解释学和社会理论的进路。与之相反，我的情况是某种历史社会学理解的进路：所涉及的是不同的正当性规范秩序的区分的重构。这是一种没有历史哲学的黑格尔主义形式。承认的三种领域是我们现代人的概念要素；它服务于现代社会的规范结构，当然它们也反映在现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之中。
罗宾：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如何规定社会批判的任务的？这一理论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是何种关系呢？
霍耐特：可以区分社会批判的各种不同的任务。第一，批判理论重构某种确定的关于现代的历史叙事和图景，这一叙事和图景超越了行动者隐含认知的表达。这种重构必须至少能够部分反映行动者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最终是在现代世界中得以社会化的，至少是潜藏在情境之中、在所区分的不同的规范秩序之中的，而后者是我作为理论学家重构出来的。第二，批判理论必须被理解为，着眼于相对应的规范性原则，使得行动者正当性的期望得以再次表达成为可能的事业。正当的承认期望，由于是在承认秩序之中加以形式化的，必须由批判理论来加以呈报。所有这一切还都是在进一步描述的层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在明确的批判层面。由于在我们的社会中还需要注意错误和片面的自我描述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还在促进这种技术精英式和功利主义的自我误解这种由批判理论提出的替代性描述本身就已经是批判性的了，即使它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隐含意义的明确表达而已。工会的要求现在首先关心的是像提高工资之类有关利益的表达。批判理论必须提供另外一种对工人期望的描述，而在工会的语言中并不能发现这样的表达。我们还必须关注有关社会冲突的规范性的错误表达。我们的社会世界被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得越深，它就越倾向于以剪裁的方式描述它自身及其冲突和实践。第三，去尽可能清楚地凸显被表达期望的道德特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样的期望都是正当的，而是说必须要澄清期望和表达所隐含的道德参照点。在这一方面，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有助于公共讨论。按照批判理论的这种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与杜威有关联。这种理论为作为参与者的行动者参与公开讨论提供支持，旨在帮助他们澄清其(常常是隐含的)规范性的期望和诉求。正当性辩护的任务在民主制中总是公众的任务、而非理论的任务，因此理论的批判任务只能在公众的范围内得以正当化。第四，狭义上的批判理论的任务在于坚持，承认原则总是在发展中，并且对彻底的解释保持开放。与现有的秩序相关的原则总是有某种剩余价值(Mehrwert)。称得上制度化秩序的原则之名的总是有不足的，因为爱、正义之类所表达的意义并不能穷尽，总会有新的、没有考虑到的视角进入游戏(Spiel)之中。批判理论必须要留意这种没有穷尽其规范性可能的剩余价值，尽管是以一种想象(visionär)的方式。这自然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批判理论是否仅仅给出承认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区分，它仅仅在这一范围内才是批判性的，还是说有更进一步的、超越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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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