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马克思可能是唯一一个试图从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不是某种道德中为批判奠基的人。我不想表达得像他一样那么彻底，但是我的确在寻找某种内在的矛盾，它能够使得通过某种实用主义的和解释学相结合的路径为批判进行奠基成为可能。因此我说的是某种解释学的矛盾：在建制的必然性及其局限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矛盾。这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内在矛盾。当然它也具有道德的意涵，但是它首先并不是奠基在道德之中的。因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判狭义上说并不是规范性的批判。它涉及的是某种总是超出现实的世界。
霍耐特：但是我问的是，人们在这方面能否放弃对道德社会学问题的关注：置于中心的就是建制的语义学成就，而不是它的道德和规范性功能。但是人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描述建制，将焦点并不集中在现实的建立和稳固这一语义学任务上，而是把目光转向制度的规范性角色：制度确定人的规范性地位并将之与认可相联系。批判也应该发挥这样的功能。
吕克：为什么在我的思想中世界和现实的区别如此重要？在《关于正当性辩护》中我们不再关注人们的期望和诉求，这些期望和诉求已经不再符合社会现实和建立起来的正当性秩序。我已经通过我刚刚写的《堕胎的社会学》了解到这一点。①我并不相信公众所服从的意识形态；只有统治者才需要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非常难。但是人们有很多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体验。我的姥姥生活在极度贫苦的现实中，她无法表达自己非常丰富的世界；她也不能在家庭的范围之内，而只能与孩子们分享她的世界。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位民族志学家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所从事的批判社会学只在巴黎的城际高速公路的范围内才有效。我认为，她说得非常对。只是因为我们对某些东西不理解，我们才能不把它当成在规范上不相关的而加以排除。批判必须得强化(stärken)世界——即使很难把握它以反对现实。
批判社会学还是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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