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第二个层面①上，除了抽象的道德建构主义之外，还必须设想一种更加语境化、话语化的“政治建构主义”，它决定了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共同体中应该持有的基本权利和要求，但条件是所有可能遭受不利或歧视的人都有对等的否决权。这样一来，抽象的人权清单可以在不牺牲其基本内容的情况下找到具体的法律和政治身体，因为否决权从政治上来说，当然必须是制度化的确保了这一基本内容保持完整。这种尊严概念的政治和道德上的促进是由对社会权力的批判提供的，这也一直是讨论“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的原初灵感。
五
在这种背景下，权力必须首先被视为一种话语现象，事实上，无论多么明显地自相矛盾，它都是一种本体现象。特别是，它包括命令和影响的能力、占据的能力，并且，在极端情况下，包括支配他人的理性空间的能力。也就是说，确定可以说和思考的范围，最重要的是，确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正当的。因此，对他人行使权力用非常笼统的术语来说，引导他们产生想法或做出他们原本不会有或不会做出的行为主要不是意志的力量和竞争，而是一种确信(Überzeugungen)，将个人或群体带入特定社会地位并将其锚定在那里。权力一般来说没有消极的内涵，因为每一个理由的空间都是一个“辩护的权力”的空间(jeder Raum der Gründe istein Raum der Macht von Rechtfertigungen)。权力必须在话语中不断再生，因此必须不断更新；如果它退化为统治，即没有被充分辩护的统治，那么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或恐惧接受这些辩护，它才仍然起效。因此，对权力的批判最终涉及对现有的理由和辩护空间的质疑；这有赖于打破僵化、死板的辩护叙述和相互站不住脚的理由。
① 第一个层面指道德建构主义，第二个层面指政治建构主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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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