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对话的目标是和外部观察者视角以及解释学式的自我解释进行互动。治疗师基于其具有特权的观察者角色，尝试给患者的陈述分配一种解释，它超出了患者有意识的自我理解。对于治疗师来说，这在条件上是可能的，因为他并不被纳入(患者的)抵制进程中，这也使得他能够从外部对其进行解释。不过治疗师并不是未介入的旁观者，而是作为共同参与者，一道塑造了他们的共同场景，其中也包含了一些他的个人经历背景。①但是，治疗对话的可能性条件恰恰在于，治疗师要处在须治疗的神经症之外。这样解释权就不在医生那里。医生的干预力量仅被限制在能够创造出一种“互动交流”(in-teraktiven Kommunikaiton)的范围内，这种互动交流能够为患者提供可能性，让他自己来完成解释的进程。②因此，医生的任务就是，不被心理现实封锁道路而走进一条死胡同。在接受精神分析者进行(自我)解释的努力(Deutungsbemühungen)遭遇困境之处，在他们的解释进程又被带回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或者甚至迫近中断之处，分析师的干预就是必不可少的，借此解释的进程可以得到推进。在解释进程被迫要中断时，对立于患者(的观点)而要求推进解释，这也辩护了将一般的治疗性干预当作批判的描述。然而，对话情境的前提是，医生和患者都作为一种共同认识兴趣的参与者而行动。但在排斥(Verdrängungen)的案例中，恰恰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在抗拒和批判间的棘手平衡中，一种共同的认识兴趣必须在对话情境里得到确立与加深。因而治疗性批判的目标最终体现为，将解释保持为一种共同的兴趣。当患者的认识兴趣转向抗拒时，批判就触及了自身的边界，因为对其人格形象的威胁逐渐增加，而能够面对被排斥者的前提尚未出现。相反，如果批判无视患者面对自身的可能性，那么它就僭越成了一种独裁。
①指治疗师对病人行动的误读。—译者注
② Sigmund Freud, » Hemmung, Symptom und Angst«, in: ders. , Gesammelte Werke, Band 14, Frankfurt/M. 1999,S. 1ll-205, hier:S. 197.
③ Sigmund Freud,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in; ders, , Gesammelte Werke, Band 1l, Frankfurt/M. 1999, S. 295.
反思，治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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