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德的谱系学-历史学研究因此自身并不构成目标(Selbstzweck)，但同样它们也不是为了对道德作出相对主义的质疑或者普遍主义的奠基而提出的论证。对于道德者的非自明价值的严肃追问，或者换言之，对于道德的问题化来说，它是功能性的“多种手段之一”。但仅当它超出对于道德的或多或少合理并且可校验的历史书写时，关于起源或来源的假说才能实现其目标。同样，尼采在文本中所展现的半格言体和论战的形式表明，只有借助一种哲学和修辞手段的新型武器库(Arse-nal)才能解决对于“道德价值”的追问。即使确实不可能在严格意义上，把尼采这里得到筹划和实践的谱系学书写方式称作一种“方法”，但正如在对尼采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和首先对《论道德的谱系》的详尽解释中所展示的，至少这种谱系学具有一种特殊性，我们在很多福柯的著作中也能在相关的类比意义上再次发现这种特殊性。②
① Friedrich Nietzsche, »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 (1887), in: KSA, Band 3, S. 343-651, hier:§ 345, S.579.
② Martin Saar, Genealogie alsKritik,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ubjekts nach Nietzsche und Foucault,Frankfurt/M., New York 2007, S. 97-157.
谱系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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