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刻画了现代性的本质，并且比自主性在更大程度上符合整体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任何政治或经济的改革都无法解决问题。追问加速制度之外的可能性，就是在追问现代性之外的可能性。谁又胆敢声称自己能给出答案呢?！任何一个答案都必然来自现代这个背景，也无疑是傲慢的。因此，在《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这本书的关键性段落中，我认为本雅明式的“握紧刹车”仍然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在这里我并不寻求一种经济上、政治上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以及”)文化上的另一种社会形式，而是试图在尽可能基础的层面上追问，如何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所遭受的社会性加速，以及究竟可以设想哪些主体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形式。我的目的是对主体与世界之间成功的、病理性的种种关系给出具有时代特殊性的定义。同时也要发展出一种与文化无涉的社会批评，在我们不对跨文化的正义标准或本质性需求做出定义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当然，我无法立刻呈现给大家这样一种对社会性、主体性的“世界关系”所作的批评。我只是想要勾画出这一批评有可能展开的方向。
我的初步设想受现象学的启发，我认为主体始终感到自己被置于世界之中(in-die-Welt-gestellt)。这里所说的“世界”包含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物的客体世界(包括时间和空间)，包含与其他人类(具体的或者普遍意义上的)之间的社会世界，以及由个人身体、情感。欲望和需求组成的主体世界。对主体而言，这些世界显现为偶然的、纯粹被给定的，主体可以将世界感受为根本性的肯定或否定，主体也可以体验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立的(被动承受的)受害者或者(主动行动的)行为人。我相信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能够对外产生影响，这首要地体现了世界关系的差别。与之相关联的是，我在多大范围内体验到世界对我是有回应的。世界时不时地对我们有所回应，这时世界似乎与我们是“有机”相连的；这时世界似乎在回应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这是“我”和“世界”处于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中。与之相反，我们也可能体验到“冷漠的”甚至“拒斥的”世界。世界向我们显现为冰凉的、僵滞的、坚硬的平面，它对主体漠不关心，或者拒绝着主体。在“有所回应的”世界中，主体往往感到自己是“被承托的”，然而在冷漠、拒斥的世界中，主体感到自己是“被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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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