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继续追寻一种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对我而言仍然是重要的。一方面，这一尺度不能完全取决于物质的富裕和社会的多元性①，因为我一直坚持，当富裕程度和多元性提升时，社会状况仍然有可能挫败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一尺度也不能是对普遍的、“本质性”的人类需求的罗列，这种方案中最著名的例子来自玛莎·努斯鲍姆。②
第三，我感到有必要去追问，在现代的加速制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在我过去五年所进行的时代批评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浮现在几乎所有讨论中。当我试图用我的诊断说服我的听众和对话者时，这个核心问题迟早都会出现。③然而这使我经常陷人疑惑。因为如果我的这一诊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加速(以及自主性)
①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大家可以想一想约翰·罗尔斯主张的两条正义原则或者阿马蒂亚·森提出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approach)，理论最终往往都要回溯到成功生活的这两条指征。
② Beispiel Martha Nussbaum, »Menschliches Tun und soziale Gerechtigkeit. Zur Verteidigung des aristotelischen Essentialismus«, in: M. Brumlik und H. Brunkhorst (Hg.), Gemeinschaft und Gerechtigkeit,Frankfurt/M. 1993, S.323-361.
③ 参考托马斯·阿思霍伊尔(Thomas Assheuer)对我的著作所作书评的关键段落，这篇发表在《时代》(ZEIT)2006年1月26日第55页的书评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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