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政治自由、法律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渴望，还是现代对(经济、科技)效率的追求(最终导致人们不断地追寻更多选择)，显然都以自主性承诺为根基。从法律、政治或社会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这几乎直接显现为自主性的提升。物质的富裕增加了我们(个体和政治)行为的选择以及我们自我规定的可能性，也减少了物质对我们的约束。在所有行动领域内，我们的可选项(在技术和社会层面)都增多了，因此留给我们进行自我规定的空间也变大了。经济上的富裕、政治的自由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首先显现为对现代自主性承诺的兑现，也保证了其他客体真的能与我们一起谱写生活。
实际上，西方的现代社会以高度的个体道德自主性、“限制最小化”的道德准则、史无前例的多元性和富裕程度闻名：我们为自己的居住地、关系、活动、工具、服装、营养方式、信仰内容、价值观负责，也就是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负责。对此几乎没有法律上的惩罚。也越来越鲜有公开的、有约束力的道德惩罚(惩罚来自某种裁决)。因此西方社会的个体在道德层面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但是按照上文中社会批评的“内在”尺度，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评家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因为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的尺度来过上美好生活，似乎不存在结构性的阻碍原因横亘在成功的生活面前。在我看来情况恰好相反，社会批评家之所以被需要，首先是因为主体虽然感受到了这些造成阻碍的原因，但几乎不能表述它们。它们阻碍主体过上自我规定的生活，阻碍主体发展并奉行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它们不是道德、政治上的压迫或物质上的短缺，而是“不可见的”时间规范和上升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实现了个体的自主，但我们首先要对这种观点表达社会学的怀疑以及“现象学式”的诊断。
① 参考：Charles Taylor,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MA, London 1991; Hartmut Rosa,Identität und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M. , New York1998, S. 195-211.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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