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层面上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与现代的限制最小化的道德准则相伴随的，是史无前例的对协调、治理、同步的需求。当大量杂多的行动交缠在一起，社会面临在协调性上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如何还能赋予公民完全的自由，让他们不受制约地生活？在这样复杂的一种社会秩序中，种种行动和程序的链条是如此细密，它在空间上的广延又是如此巨大。它显现为一套极端的装置，要求对其成员进行约束，而不是放任他们摆脱所有道德上应然的规章。
现象学层面上继而引人注意的是，尽管主体能够在一个巨大的空间中经验到自由，但实际上，以“必须”二字来表述自身的语义学和修辞术在这个社会中对个体和集体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样几乎史无前例的情况是，后现代主体用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根据的，不是他们自身，也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往往是“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必须尽快清空邮箱，更新硬件和软件，查看新闻，锻炼身体，打理衣物，提高英语能力，致电朋友，照顾病中双亲，处理养老保险。是的，他们还必须尽快度一次假，休息一下，上一节纾压课程，等等。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显示，那些不可避免的责任清单总是逐年变长，①主体感到自己永远打着一场无望的战争，每一年都必须跑得更快，目的仅仅是保住原有的位置。其结果是“有罪的”主体构成了这个社会：我们所有人都感到自己绝对是“有罪的”。我们本应当更好地了解养老保险的相关信息；衣物并没有被打理得足够好；我们疏忽了自己的朋友和亲属；我们早就应当阅读使用说明书了；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健康、退休金和英语多做些什么；我们总是在使用错误的话费套餐；我们甚至缩减了睡眠、度假和纾压练习的时间；更别提那些未能完成或者草草了事的工作任务了。②这种挥之不去的罪感在两方面最值得引起注意。其一，后现代不断生产着有罪的主体，却不为他们提供最低限度的赎罪措施。马克斯·韦伯给我们的启发是，有罪的天主教徒可以通过忏悔来赎罪。但是，我们却不可能从持续的失败中解放出来。罪的性质也同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遵从或违背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压制我们，另一方面又激励着我们的不再是所谓“善好”的合法性，而是那种抽象的、无目的的、非实质性的竞争压力和上升压力，它们不需要任何道德上的辩护，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同时也是道德上不可批评和修正的。它们对来自其他成功生活观的竞争是“免疫的”，在我们尝试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时，它们往往是先在的。我们成为有罪的不是因为我们追随了一种错误的生活观念，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些开启一段自主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其二，由此而来的压迫，比任何一种以往的政治-道德制度都要更加“极权”。人们可以违背、违反道德和政治的规则：人们并非必须接受它们，那些可以在内心之中摆脱它们的人至少赢得了能在(私人和集体)实践中进行反抗的操作空间，因为它们是需要物理性的压迫手段的。但卫道士不可能随时随地存在着。极权体制下的臣民夜半醒来时浑身是汗、脉搏剧烈跳动、伴随着大口呼吸的欲望，也就是一种生存性的恐惧，这种情况可以用来指示，人们生活在一个极权的上升型体制下。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公民可能很熟悉这种感觉，甚至远甚于那些生活在独裁政治下的臣民。他们的恐惧不同于对特工和对强盗般的暴君的恐惧。他们醒来时忧虑着自己跟不上了、不在路上了、不再能胜任职业的要求、将要依赖别人，或者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在依赖他人(如失业和中断学业时)。这种情境构成了对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的一种嘲讽。按照自我规定的标准，如此生活的人肯定没有过上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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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