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要追问阻碍之本质及其性质，就必须不仅仅满足于对不合宜性的批判性确证。有碍的行为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成为解释学行为的对象，尤其是解释的对象。这等同于这种行为的文本化，也就是说，行为作为文本，作为意义组织被对待，如有必要，被置于一个包含此行为的意义组织的联系中。对一个有碍行为的解释任务常常是首先发现这样的意义组织。不仅对于解释学行为，而且对于要理解的，被证明为不一致的实事都是如此。也只有从实事出发，对不一致性和一致性可能更紧密联系的文本或语境的发问，才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怀疑解释学的真理环节：并非所有能够被理解的东西都只能从自身出发来理解。但某物所属的文本联系，必须就其自身被理解，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是对的。没有什么有特权的，从被视为批判的本己理解的高度出发才可能的路径与之通达。对于阻碍、碎片化和可比较化的理解都适用的解释学努力不是根本上不同于“一般性”理解的另一类理解。但伽达默尔没有注意到的是，这种解释学努力常常是可反思的，并由批判的区分力所引导。
当这种批判被证明是一种理解的，更确切地说，一种在理解中完成的解释学行为的内在可能性，人们就批判地通达了怀疑解释学这一名称显示的实事。同时，人们也获得了如此的可能性，从而在这种解释学姿态与其施行间作出区分。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施行中，存在对与之相对的，出现差错的怀疑，到底什么是在描述和阐述环节中所探讨的。这种怀疑解释学的批判不是意识形态的，它是真正的批判。其关键不在于拒斥那些被利科称为怀疑的大师们。相反，关键是要看穿其成问题的姿态并澄清什么是在其描述和阐述中可以免于其怀疑的，什么是在一种解释学澄清的理解意义上要保存的，以及如若必要，要重构的。这类概念性反思不是朝向怀疑的幻景，因此是拯救批判的批判。
理解-怀疑-批判
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