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出现了科学中复杂的批判图景:十六世纪的“科学革命”的批判影响并不仅仅针对某一个别理论(比如说针对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及其宇宙论),而是针对宗教、神学、由亚里士多德主义统治的教育体系,以及一种对于抽象知识的看法,而这些构成了早期在欧洲的欧洲式社会结构的根基。因此,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发生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一种对由基督教信仰支配的文化的批判。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于牛顿物理学的批判并不以整个文化作为标准,但它或许违背作者的意图,改变了从二十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与理解科学批判的方式。严肃地批判一个理论,不再意味着改进它,而是彻底剥夺它作为普世真理的地位。不同于近代早期,二十世纪的科学批判首先是内在的,这意味着,它针对的是其他的科学理论,而不是站在它的角度上针对已经被科学支配的整个文化。神经科学在法学和教育的角度对自由意志的批判,是对于文化的观念体系的批判的第一次再现,其中,这个体系据称尚未得到足够的“科学启蒙”。
(4)数学式的确定性和实验产生的知识进步构成(刻画了现代科学)的对立引发了两种科学家:创新主义的和蒙昧主义的。蒙昧主义者想要保障确定性,而创新主义者想要创造进步。约翰·杜威认为,实验方法本身是一种工具,用来批评守旧派科学观点。①二十世纪早期以来。它却变成了产生不可预料的新事物的工具。现在,人们设想,最好的实验会产生一个又一个不可预见的结果。②不过。一方面,为了能辩护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结果而非仅仅是推测和教条这一信念,科学必须保护它能带来普遍可接受的结果的方法,如数学的和实验的方法。另一方面,为了真正地带来新的洞见,就像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科学进步那样,它也必须对被继承下来的方法发起质疑。(比如说,对于作为物理空间理论的质疑导向了相对论,对于将质量在空间中的点的简单定位的质疑导向了量子力学)。而蒙昧主义者面对质疑数学确定性和明晰性的革新,则尝试辩护既成方法的合法性。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既成方法的价值。关于他们,怀特海这样写道:
科学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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