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有一个基本承诺，那就是无可辩驳的效率。分配机制从等级分配向竞争转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仅能带来经济上的成果和富裕，而且能带来科学、政治和艺术上可能性的爆炸，甚至有可能对市民的教育和文明化做出贡献，胜于每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①几乎所有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从亚当·斯密到路德维希·艾哈德、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吉多·韦斯特韦勒—都曾经并且将继续用以下论点使得自由市场合法化，他们声称自由市场提高了个体和政治的自主程度。经济上的成果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一次使得人们能够克服紧缺限制、生存斗争以及自然的、社会的限制，并且能够“自由地”决定他们想要这样生活，不受压迫，也第一次为政治提供了可供组织和分配的资源。竞争为自我规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的政治组织提供了手段和基础。然而竞争的逻辑还包括，对竞争而言限制是不存在的，甚至在俗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竞争不眠不休。”无论对个体而言还是对集体而言，一个将竞争确立为主导性分配机制的社会迫使其社会成员保持他们的竞争力。但在一个竞争的系统内部，保持竞争力就必然意味着提升能力、加大投入。马克思和韦伯都已经指出，停滞和休息就意味着持续倒退和下沉。而这导致的后果是，规范性目的与功能性手段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颠倒：在(资本全球化的)后现代，政治组织沦为保持竞争力的手段，而生活方式变成了人们在角逐个体竞争机会时使用的主要工具。“工作的主体化”仅仅意味着，将生活方式的诸要素健康、健身、择偶、业余活动、文化活动，以及时间安排(最重要的要素)一把握为在竞争体系中提升选择权和结交机会的手段。①
①关于几乎所有社会领域中的竞争型组织方式的作用和后 果，参考：Hartmut Rosa，»Wettbewerb als Interaktionismus. Kulturelle und sozialstrukturelle Konsequenzen der Konkurrenzgesellschaft«, in: Leviatha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Jg.34, 2006, S,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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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