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竞争不再是为了达到(实质性)目标所采取的手段，而是自身就呈现为一个目的，生活方式服从于这一目的。此时，现代就进入了后现代，现代性所承诺的自主性逐渐褪去。与这一过渡紧密相连的事情是，竞争从一种位置的竞争变成了绩效的竞争。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人们围绕位置和地位水平所展开的竞争。这在职业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上流社会的人们争夺诸如主编、教授和集团经理的位置，下层则争夺着公司门卫或清洁工的职位。一旦他们获得了这些位置或职位，他们就能稳定地收获一定程度的承认、地位和收人。为了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地位，他们作为教授、主编或看门人就足够了。但在后现代的分配中，斗争不再取决于位置，而是取决于绩效。主编会以一年、半年甚至一周为期被考察收视率或售刊量。一个教授的出版情况，吸引的第三方资金和博士生毕业数量会以五年或三年(如果不是十二个月的话①)为周期被考察。经理人则会以年终结算、半年结算和季度结算的方式被考察。此外，清洁工、门卫或安保人员也不能一劳永逸，在有限期的合同内，分包商会根据他们的绩效表现(以及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价格)来对他们进行考察。职位、承认和收入会一再根据“绩效”被协商和约定。对职场底部、高层和中间地带的侵蚀都因此数倍地加速着，没有人能在这场多维度的绩效之争中获胜，就像仓鼠只能在它的轮子上越跑越快。
①从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觉察到一个普遍规律，学生们不再依照一个实质性的生活目标来做出战略性决定(例如实习、出国、选修课程)，而是期望通过这些决定结交更多人，获得更多可能性。
时间关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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